民族文化的注解者(自序)(1)

——怀念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走完了他95年漫长而又充实的人生路,作别了这个曾经给过他许多痛苦,也给过他无限欢乐的大千世界,并于次日火化。这定是先生早就做好的安排,因为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张扬,死后也不愿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

王世襄,号畅庵,堂号俪松居,是当代注明的学者,当代的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福州闽侯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受家庭影响,自幼挚爱祖国传统文化。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早年毕业于南阳公学,曾任晚清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14年王继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在这个四合院里。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女史)是民国著名的鱼藻画家,有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行世。王世襄的大舅金北楼是民国时期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1920年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其人时至今日在画坛上都有影响。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也都是影响一时的竹刻大家。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曾整理出版了四舅金西的《刻竹小言》,在竹刻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殷实的家庭背景以及良好的艺术氛围,使王世襄自幼就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后来喜好文物、古玩的基因也就此在他的血脉里生根发芽。离芳嘉园不远就是东堂子胡同,我国著名的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幼年时期就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同样对传统文化和文物收藏的爱好,使他们自幼就结为好友,两人还曾在20世纪的1950年以捡漏的方式,共同为故宫捐赠了一个宣德青花大盘而被文博界传为美谈。我是史树青先生的学生,最初了解和认识王先生就是通过恩师史树青先生的介绍和引荐。但2004年我偶然收藏到一批有关王世襄先生在“文革”中抄家的资料,后来决定创作《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曾对这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通读,使我对王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批清单约有一百多页,除了查抄清单外就是王世襄写给有关部门的信函,索要“文革”时被抄没的图书文物资料,以方便研究及著书之用。记得2004年,因为拙作《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创作的一些问题,我正好去拜访黄苗子先生,知道黄老与王先生是多年的挚友,就带上了这批资料,顺便向黄苗子先生了解情况。黄老看完后感慨颇多。

“文革”被抄家时黄苗子先生就住在王世襄家,当年王世襄看着他的收藏品被一车车地拉走,心痛不已,但个人的命运只能依附于他所处的时代,那时除了服从命运还能做出什么选择呢?王世襄因为出身官僚家庭,又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所以自1949年后历次的运动都没有躲过去。“三反”“五反”时被原工作单位文物局除名,1958年后又被错打成右派。可是王世襄却并没有因此沉沦,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依然在做着有关文物方面的研究,悄悄整理完了《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高松竹谱》等多部著作,并自费油印出版分赠朋友。“文革”的那次查抄,王世襄是作为自交户将家藏文物图书上交文管所的,据我所藏国家文物局文管所和北京市东城区查抄办于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共有文物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又24捆被抄没。资料缺失,使王世襄被迫中止了有关文物的研究和写作。1969年10月,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背井离乡和艰苦的环境也没有使他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一次在田头,他看到一束倒伏于地依然开花的油菜而深有感触,赋诗曰: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诗言心声,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坚信一定有还他清白的那一天,此可谓身处九渊而不废凌云之志。那束“昂首犹作花”的油菜,也正是诗人彼时彼地对待生活的真实心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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