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于1973年回到北京，根据中央落实政策，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索要被查抄文物、图书之路。1976年他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信中说道：“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为此他又多次写信给相关部门，但所写之信大多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后来他想出了一种办法，用复写纸将一封信复写若干份，向有关部门数次三番地邮寄，并锲而不舍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执著精神和不厌其烦的诉求，截止到1986年，那些被查抄的文物和图书绝大部分都回到了王世襄手中，也正是这些资料的顺利回归才使得王世襄的各种研究得以继续。从“文革”结束时起，他的各种著作以井喷之势陆续出版，所研究内容涵括了书画、古玩、家具、漆器、音乐、民俗、匠作则例等几乎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所有内容。其中如《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二书早已成为中国家具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杰作。记得2005年，为红学家周汝昌《诗画红楼》题词一事曾去拜访王世襄先生。当时王先生正在写有关中国传统观赏鸽的生将题词交付后说：“我没有时间陪你们，我正在研究观赏鸽，还要校订《锦灰堆》。我九十多岁了，时间不够用啊，来日无多，来日无多。”说完就伏案继续工作了。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只有二十几分钟，但先生潜心著述、远离浮躁的执著的眼神至今难以忘怀。
王世襄先生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当然这也使关心他的友人和敬爱他的后学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从而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但值得告慰后人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几十本、近千万言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在评王世襄《说葫芦》一文中写道:
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晚的注脚正如启功先生所说，那么这些书的作者—王世襄先生，无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解者。
听到王世襄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曾写下挽联，今录如下以示对王先生的怀念：
芳嘉园外提笼架鸟鹰逐兔挈狗
捉獾秋斗蟋蟀冬鸣虫虽为玩物不丧志俪松居内北京鸽哨清代匠作明式
家具刻竹小言说葫芦成巨著堆锦灰
畅庵先生一路走好！荣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