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部影视城来的中央首长很多，到这儿来的每个人都题字，题得最好的是文化部长孙家正，他题了三个字：“真好玩”，张贤亮觉得很到位。他说，这个影视区的建造，除了我以外，干活的人全部都是当地农民和牧民，这个地方以前是羊圈，除了荒凉什么都没有，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能到我这儿来吗？来了也待不住。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培训农民，把农民培养成合格的工人，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自己也对管理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什么叫管理？管就是一个管子，管理就是要通气，这个管子通气了，你才能够管理，如果不通气的话，它就是一根棍子，打人可以，管理不行。所以他完全是按照一个文人的方式在解读经济，而且解读得很准确。
张贤亮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别致的理解。在建设之初他就思考到这样的问题。他说，《红高粱》里喝的那碗酒，唱的那首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后来那个酒坊又变成了《新龙门客栈》里的赌坊。因此，他就想到如何把这个酒坊恢复为古代真正的造酒作坊，游客可以真正体验古代造酒和现代造酒的不同。不久，他就恢复了古代酒坊原始的样子，酒糟、发酵料等，真的可以酿酒，酒坊酿的酒可以卖，有一种酒就叫做红高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古代的，现代人对工业化是越来越熟悉了，但是对于远古的东西，返璞归真的东西有一种追根溯源的情结，造酒也是如此。他还复原了古代的织布工序，烧砖工序，一点一点地复原它们，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某种念想。
在利用电影艺术家的杰出创意上，影视城做得很好。张贤亮说，电影艺术家为什么看重镇北堡，就是因为它的原生态，所以绝对不能破坏它的原生态，它残破的地方，比如说大门有残缺，砖都没了，用水泥去修复就不行，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明代的砖去修复它，这绝对是以旧修旧。那么多电影电视剧组到这儿拍，他不收费，而是免费利用他们做的设计。电影电视的美工师都是艺术家，他们在这块荒凉的地方按照他们的聪明才智搭建外景，茶楼、小摊点等。比如，有个英国人在这里设计了一个都督府。但电影剧组怎么简单怎么来，用的材料全部是三合板、纸板，拍完电影就走了。但张贤亮就按照他们留下了图纸和样板，让工人把它做实，这样就把物质文化遗产给保留下来了。他还在影视城里做了模仿秀，比如《大话西游》里唐僧上吊的台子，游客可以在这里模仿大话西游里的经典的场景，这里也有文化解构的意味。
在这十几年中，张贤亮最后通过一个活动，把影视城事业推到顶峰。1999年，影视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的颁奖仪式。他把中国电影重要的特殊时期的人物全部邀请来，在这个电影节上，他写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的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虽然张贤亮血液里是江浙一带的文人、商人，尽管他说话还能听出有江南的尾音，但语言上的气魄、表述方式、对人的压迫感，包括他性格中刚烈的东西，是西北风沙侵蚀而成的。他语速快，思维敏捷，如果没有西北的语言，如果没有那样一块土地，他的语言根本没有生命力。开始建影视城时有一个故事，表明了这一点。当时他把那个地方承包了，那个地方的原住户得一户户清。有几户人坚持不走，因此他跟当地人产生了严重冲突，当地的村长也不是省油的灯，就跟他对着干，带着一帮人天天来闹事。因为西北人爱动粗，张贤亮也带着一帮人，手拿大哥大，气愤凶狠地对他们说，“你们马上给我离开，我打一个电话就来一个连，你信不信？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别跟我闹，要跟我闹，让他们家准备好了棺材，来多少人，准备多少口棺材。”这种泼皮无赖式的语言方式，绝对不是文化人应该有的东西。但他是完全在那块土地上混出来的，有能力用草根的办法解决草根问题，后来真的管用了，没有人再跟他闹事。现在他可以说，我养活了周围多少多少人，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但开始不被理解，人家祖祖辈辈住在那儿，你给圈了，肯定跟你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