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发生一件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王选的第二次转身和升华。作为一个科技人员，王选在科研战线辛勤地奋斗了几十年，没有节假日，越是春节越是他搞科研的最好时间。1993年春节，别人都回家过春节，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搞设计，最后辛苦了一个假期，给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他就碰上学生刘志洪，把这个设计给他看，刘志洪说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东西都没用，IBM的PC机总装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刘志洪的一句话就等于告诉王选，你花了一个假期的笨拙设计和研究完全没用。同样的一个事情也是发生在两年前，1991年，王选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的时候有漏洞，他想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想清楚，就把这个问题告诉了研究室的三个年轻人，没想到过了几天，他们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王选大喜过望，但他也隐隐地感觉到了自己科研的危机来了。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在于有很好的自省能力。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去年评选建国以来五十大科研成果，排在第一位的是两弹一星，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激光照排技术只比两弹一星少一票。排在第一位的邓稼先也有一个故事。我们国家在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当时原子弹的总负责人叫王淦昌，有一个公式他推导不出来，就把任务交给三十岁的邓稼先，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王淦昌一看，正是他想要的。王淦昌此后就极力地推邓稼先，使他在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发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淦昌一生做过很多次预言，他列举了中国三次和诺贝尔擦肩而过的人物：一个叫赵忠尧，一个就是王淦昌，再就是胰岛素的合成研发成员。1993年，王选正式向北大方正提出，退出科研一线。
退出科研一线以后，王选作为人的层面得到了更多的升华和拓展。他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为方正运筹帷幄，二是倾其所能地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为国家的科研储备力量。第三点是最为我所称道的，他把眼光放得更远，以一种极大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来看待人生浮华——那些一般人所热切盼望的东西。从1995年以后，他说院士就是没法做研究，给你一个名誉。他对中国人的认识很有意思，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下围棋就有全局观，就有民族意识，就有团队意识。美国人喜欢打桥牌，必须要和对家配合，美国人讲协作，讲紧密地配合。中国人喜欢打麻将，打麻将是四个人打，看住上家，盯住下家，我不和大家都别和。他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进行高度的凝练和升华。
我采访丛中笑之前，丛中笑和王选夫人交流过，她俩现在就像亲人一样。我把采访提纲给过去以后，程堃銶看了，对丛中笑说自己可能不方便说，她说得很委婉，说身体各方面不好，但她说丛中笑应该接受采访。她看了采访提纲认为我是认真地研究了王选的，说很多的想法是她没有想到的，王选的很多东西还没有被表达出来。
为什么我开始把这个题目定为一份遗嘱两份遗产？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技术，已经被放在了公开的平台上，现在有很多技术产生，也不是最先进的。但是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科学成果，我们说王选身上的什么东西最具光芒，是他人生的态度，是他身上崇高的品德，这种品德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是交互作用形成的，他不断地超越自己，使他达到了与科学的共享的境地，造福人类，享受自己成功的快乐，在这样的层面上，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同时他又把这些的东西吐出来奉献给社会。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知道小人物渴望成功，成功来得不容易，所以他奉劝那些有一些权利的人，你们一定要去帮助那些才能比你们高，但一时没有机会的人，让他们出来，他有这样一种情怀。在现实环境中，这基本上是一个奢望，但是他还有这样的奢望，他有这样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看到比比皆是的是怀才不遇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我们自己的美好让别人得到释怀，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精神财富。
采访丛中笑时，有一段我是流着泪听的，她是流泪讲的，北大方正的员工都流泪了。早期做激光照排研究的时候，王选实际上很孤独，忍受了18年。实际上还有一个事情更让我觉得悲怆的事情，人民日报社决定引进HTS的设备论证会回来的路上，他没有说话，他作为一个科技人员的软弱，他无力改变那种现状，他当时回天无术。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言不发，最后坐不下去了，那种压力他受不了，就一个人走回新华社。回来以后还遭受了别人的白眼和嘲弄，那是对人内心最大的冲撞，但是你会看到由此生发的力量，王选转身就长啸，发誓在85年的时候一定要拿出东西。他是一个集情感、激情、坚毅和理性于一身的人。
一个人走了，但是另外一个人还活在他的影子里，还活在他生活所笼罩的气氛里，并且倾其所能，感情饱满地写了这样一本书，这就是丛中笑。王选的人格魅力，对她人生的影响将是一辈子。人可能会活七十岁，八十岁，人生美好的时间，让你觉得身体精神舒畅的时间很短，就因为很短的一次照耀，会让你的一生都非常光明，会照亮你的人生，片刻既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