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印度，它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到后来逐渐有了许
多中国特色，与土生土长的儒家、道教被并称为三家或者三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基本教义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首先它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苦海；然后它又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从这苦海里上岸。
在五代十国时的南方，佛教一直非常兴盛。南唐李氏家族的几任皇帝都对佛教比较信仰和推崇，因此寺庙越来越多，香火越来越旺。李煜在小时候因为有做隐士的打算，所以对佛教的那一套出世理论本来就非常地熟悉和认同。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连续失去了爱子、爱妻、慈母三个至亲至爱的人，能够安慰自己的小情人在三年里都不能卿卿我我，可以消愁解闷的歌舞汇演活动也不能办了，皇帝的本职工作干不出什么名堂，小朝廷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老是受赵匡胤的欺负，你说他苦不苦，闷不闷？像这样一个连遭不幸、极度苦闷的青年，自然会对佛教宣扬人生苦海无边、烦恼无尽的教义顶礼膜拜，自然会希望能从佛祖那里讨到消除人生痛苦的灵丹妙药，
于是，在这一段变故不断、痛苦灰暗的日子里，国主李煜彻底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李煜，佛祖成了他的精神导师。在悼念他儿子一首诗中，他说：“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空王”是对佛的一种尊称，“穷子”，即贫穷的游子之意，在佛经故事中用来比喻芸芸众生，此处用了佛经《法华经》中的一个譬喻。说的是一个男子，年幼无知时即离父出走，漂泊异国几十年，一直到五十岁，仍旧穷困不堪。其父思念儿子忧伤不已，奔走四方寻儿，却一直未找到，于是便在某一城中住下来，慢慢地家业兴盛，成为一方首富。恰在此时，那儿子为生活所迫，回到自己的国家，到处求衣乞食来到这个城市。有一天为了找份活干，来到了他父亲的豪宅。他畏畏缩缩的侧立在门外往里看，看到富丽堂皇的大堂内，一位长者坐在师子座上，脚放在宝几上，数不清的仆人在侍奉他。他并不认识这就是他父亲，只是为如此的豪贵气势所吓倒，拔脚就逃开了。而富豪父亲远远地一眼就认出自己的儿子，急忙派使者去追回他。儿子见有人追赶，以为会被杀，又惊又怕，竟然昏倒在地。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志向低劣，性格自卑，一下子很难适应自己的豪强富贵，便决定用权宜之法引导自己的儿子。于是另外派遣两个形容憔悴毫无威势的人，让他们传话给儿子说，愿雇他扫除粪便，将加倍付给工钱。儿子一听，便高高兴兴地同他们来了，从此，就在父亲家中干起了除粪、扫地等又脏又累的活。父亲为接近儿子，也穿上破旧脏衣，手持除粪器具来到儿子身边。他表扬儿子干活勤奋不耍心眼，鼓励他长期在这干下去，愿意将他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并增加了他的工钱，又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提高了他的待遇。儿子虽然非常欣喜自己能遇到这等美事，但并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仍自认为是受雇的贱人。时间过去了二十年，这期间，在父亲的逐渐引导下，儿子的内心与外表都体现出信心，出出进进也很自在大方了。不过，他所干的仍是原来的除粪、清扫工作，地位也没发生根本变化。后来父亲得病，自知时日无多，就将自己各种财物的支出、收入等情况全告知了他。儿子渐渐领受了父亲的教诲，也逐步掌管了家里的财产，却从来没有贪图主人一点财宝的想法。又经过一段时间，父亲了解到儿子已抛弃了原先的自卑感，心境渐渐开阔，可以成就远大的志向了。于是在临终前，他将亲族、国王、大臣、居士等各方面人士全都召集到一起，说出了这位男子是自己亲生儿子的真相以及寻找、相遇的过程，并当众宣布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归儿子所有。贫穷了一生的儿子今天忽然在父亲这里获得大量的珍宝、豪华的宅院以及其他所有财产，顿时惊喜万分，叹为三生难得之事，心想：“我本来并无仰慕追求之心，如今这丰富的宝藏竟自然而然从天而降。”这故事的本意是说佛祖如何施用权宜之法调教众生，将众生低劣的迷茫之心逐渐引入到大智大慧之境。李煜在诗里是形容自己像那个穷子一样，正处于痛苦迷茫的阶段，希望求得佛祖的顾念指引。有时，他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幸和痛苦，以为是遭受了因果报应，写诗说：“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意思是我的前辈子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啊，有谁可以替我问一下佛祖吗？更多的时候，李煜沉浸在念经拜佛所造成的空幻世界里，把佛教当作精神上的鸦片，宣称“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病中书事》），就是说幸亏我从佛教那里懂得了不少的道理，不然我就掉进烦恼的包围圈里去了。
不过，我们的李煜毕竟是一个多情种子，虽然在痛苦无奈中投进了佛教的怀抱，却并没有忘记小周后的怀抱。因此，他虽然虔诚，却是六根不净。对于这一点，李煜倒也不加隐瞒，他在一首诗里说自己“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九月十日偶书》）。“背世”，就是离开尘世，李煜信佛，所以他说自己是超脱了尘世。第一句诗的意思是说，我超脱尘世之后，回过头来看俗世中的种种人情世故，觉得非常的讨厌。“偶缘”，“偶”是一个动词，与某人或某物相处的意思；“缘”，指“因缘”，佛家的一个术语。因，指引生结果的直接原因；缘，指由外来相助的间接原因。比如一朵盛开的花，它的种子是“因”，而使种子发芽、成长到开花所必不可少的水分、阳光、土壤等外部条件，就是“缘” 。佛教的教义中有十二种因缘 的说法，通过观察这十二种因缘而悟道，就叫做“缘觉”。“偶缘犹未忘多情”，是说自己虽然认真学习关于因缘的佛理，觉悟有所提高，但还是没有忘掉多情的本色。
因为这种多情，佛教徒李煜在过了三年清心寡欲的生活之后，马上就把迎娶小周后提上了议事日程，结果，他的烦恼也真的马上就来了。
由于李煜的爷爷、父亲以及他自己在娶第一个正式的妻子的时候都还没有登上帝位，因此皇帝娶亲在南唐还是头一回，婚礼应该如何办，没有先例可以照葫芦画瓢。于是，李煜就让手下的大臣们去讨论一下。这一讨论就讨论出一场不小的风波来。南唐几个著名的书袋子各自引经据典发表高论，争得脸红脖子粗。其中吵得最厉害的是中书令（相当于总理大臣）徐铉和李煜的知制诰（相当于秘书长）潘佑。在讨论婚礼上是否应该安排点音乐时，徐铉搬出周公、孔子的经典著作，认为婚礼是个严肃庄重的事情，不能搞个乐队吹吹打打，吵闹得不象话。潘佑也不甘示弱，抬出孟子的经典语录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要与时俱进呀，婚礼还是要有音乐才能有气氛。”徐铉说，古时候结婚时即使有音乐，也不能用钟、鼓这些声音洪大的乐器。潘佑反唇相讥，说您老真是健忘啊，《诗经》里的第一篇就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难道我们皇上要娶的蜜丝周还够不上“窈窕淑女”的标准吗？在皇帝是否应该像一般人一样搞个男女交拜的仪式上，两人的意见也相反。徐铉认为要严格按照古书上所说程序夫妻交拜。潘佑却认为皇帝跟普通人不一样，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只有别人拜他，哪有他拜别人的道理，对自己的皇后也不能例外。
我们知道，当了国主后的李煜经常在歌舞中混日子，现在好不容易冷冷清清地熬了三年，与小周后相思了三年，自然是希望能风风光光地给自己的小情人办个转正仪式了，而潘佑说帝王身份应该与众不同的话，也很能安慰他那颗老受赵匡胤摧残的自尊而敏感的心灵。因此，他心里是站在潘佑一边的。不过，他自己又不好明说，于是就让一个辈份高资历老的大臣徐游去做裁判。这个徐游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油条”，他想徐铉虽然官位比较高，但潘佑是贴身秘书、国君跟前的红人，他的话十有八九可能是国主本人的意思，因此，也就不管周公、孔子是圣人中的老大而孟子只能算老二，吹了偏哨，支持潘佑的意见，把个徐铉气得半死。不久之后这个徐游背上长了一个大毒疮，痛得不行，徐铉偏偏还往他伤口上撒盐，阴阳怪气地挖苦他：“哟，这只怕是周公和孔子在阴间对您老有意见啊！”
朝廷中关于婚礼的争论是尘埃落定了，但执行的时候第一道程序就碰到了难题。这第一道程序叫做“纳采”，由男方派使者到女方家里去提亲，其中必须携带的礼品是一只活的大雁。因为传说雁对爱情非常忠诚，实行坚定的一夫一妻制，而且恋爱成功的雁一只死后，另一只会终生不再找配偶，所以古人把雁看作对婚姻忠贞专一的代表，成了结婚礼仪中的必需品。然而，李煜派人去小周后家提亲时，已经是深秋，大雁们早已跑到海南岛或者其他温暖的地方度假去了，哪里还找得到？李煜这回真急了，也不等朝臣们议论了，快刀斩乱麻，自己做了个决定：找一只大白鹅代替大雁，让它担负起为南唐国主提亲的光荣使命。一国之主都急成这样了，下级们哪里还敢多话？于是南唐的各级各部门都紧急动员起来，为最高领导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隆重的婚礼，把小周后风光无限地送进了李煜的后宫。
现在我们总是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在李煜那里，这条规律似乎没起作用。李煜跟小周后先是自由恋爱，然后又经历了不少波折，最后好不容易抱得美人归，因此对小周后的宠爱，比娥皇更进了一步。在历史上，汉武帝曾弄出一个有名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传说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看上了表姐阿娇。姑姑问如果把阿娇给你做老婆，你会怎么对待阿娇呢？这小男孩说，我要用金子建一座房子给她住。后来他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们的李煜没有汉武帝这么阔绰，但却比他浪漫得多，他创造了一个“花屋藏娇”。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他将小周后所住宫殿的屋梁、窗台、墙壁、台阶等各个地方都插满鲜花，并且亲笔题了一个“锦洞天”的门匾。另外，他还在花丛中搭建许多装修精美的小巧亭子，四面用红色的丝罗一围，里面恰好可以容得下两个人。他和小周后兴致一来，就躲进这样的花亭里喝酒吟诗、谈情说爱，享受着花香酒香加爱情芳香的二人世界。
李煜和娥皇的姻缘以悲剧收场了，和小周后的姻缘现在正处于幸福进行时，那么，他和佛教之间的因缘又会如何发展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不知该为他哭还是为他笑了。
他和小周后甜蜜的婚姻生活，并没有影响到他对佛教的信仰，相反，也许是怕佛祖会怪罪他六根不净，抵抗不了美女的诱惑，也许是他想要感谢佛祖在三年灰暗的日子里对他的安慰和支持，他成了一个更加狂热的佛教信徒，干出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