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复游历钓鱼岛200年后，南京朝天宫天赐，香港文汇报刊载，台湾蔡根祥教授举荐，不曾想，这才是山西平遥及时雨彭令、国之瑰宝《海国记》不幸离奇经历的开端。
不过，经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审查，却认为“此件记中山部分的内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浮生六记》的第五记，遂定位第五记，证据不足”。
2009年6月16日与9月16日，蔡根祥又两次上书文化部，他说，“详读其文，细端附图，乃得知手抄稿确实为钱泳所写”。在最后一次上书中，他直批文化部某些学者的论断“主观草率、昧于事实、莽定是非，缺乏公允性”。他在2009年9月24日，上书总理的信中所言：“今天《海国记》部分抄稿，重现人间，不唯学界雀跃，读者亦莫不欣喜。国家以保护珍贵古籍立场，自当视如随珠赵璧，捧手呵护，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刻不容缓”。
文化部下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草草鉴定，令台湾蔡根祥教授的愤怒化作文人的一次次上书，而山西平遥的彭令，则化作武人之举。
在彭令的讲述，与我最终采访的印证中，彭令多次上访文化部，甚至找到文化部纪委，对于文化部下属部门的种种怪象、乱象一一激烈指责，其中的复杂性超过想象。
一本简约唯美的书。
一个霸蛮的湖南人。
一个国家级的鉴定。
一个部委------
彭令的偏执与不服，其中的言辞冲撞、几近骚扰的举措（在随后他投书媒体的过程中，包括我在内的媒体人亦不堪其扰），事后，我形容他是“真诚的决斗”，他坦言“我有着湖南人的性格，或者说更极端更好斗！”
在我和记者鑫娴的采访中，遇到的鉴定之上更高层的领导，他们的愤怒不是来源于真假之辩，而是在于彭令的骚扰式的风格，仿佛他掌握了所有的真理，掌握了一切未知的秘密，而且冷眼热风式如飓风刮来，容不得别人迟疑。
这块玉由于掌握在彭令手中，令更高层人士深受其扰，他们转而相信某些鉴定者所说的一切，所形容的一切。
我也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而我与彭令的深入接触开始于2009年10月间，彭令打电话北京，找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负责人。而我接听这个“上访者”的电话，至今感慨是不幸还是幸运！
虽然香港文汇报刊发了他对于《海国记》的连续研究，但作为新闻，对这一话题进一步跟进，则需确保真实和寻找独家。
在反复研读他寄来的资料过程中，他每晚八九点，打来电话，从不间歇！
作为《浮生六记》的爱好者，我容忍了足有两星期，听取他每晚两个小时的讲述。
开始，为他的一片真诚和赤心感动，两个星期，他的不停歇发稿的催促与不容置疑的的口气，着实让我哭笑不得！
但我在阅读、采访过程中，直觉中发现这个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鉴定为不真的东西，可能是真的好东西！我克制了自己，将电话转给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记者江鑫娴，她唯一的任务就是接听彭令的电话，核实真伪！
她在香港文汇报是脾气超好的女孩子，她于一周内亦忍受不了叨扰，大呼受不了！我们不可能超越发稿、审稿流程（尤其是有鉴定的不确定性），我们更不可能做到“热心冷脑”（超极端赞美《海国记》与不容置疑的口吻，令多疑的记者更多疑）。
更令我苦恼的地方在于，《浮生六记》迭文再美毕竟是文学经典，在金钱社会实难有新闻效益。我还在寻找新闻由头报出，彭令却是催促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