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尔福是同学，是同事，是诤友，是邻居，也算是同乡。我有资格写尔福。尔福去世快四年了，我觉得尔福仍然活着。
尔福的名字土洋结合，可他却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其老家住在清江蔡岙山脚。他兄弟姐妹六个，他是老二，少时吃过苦。他会干农活、涂（海上）活，满口浓浓的清北话，身上有较深的农民情结。
尔福长得清秀，如果个子再高一点，绝对是个美男子。他与我同于一九八四年由教育口调进县委办公室。他的相貌容易给人以亲和感，领导便安排他在秘书科坐班。我是个“拉胡”人，适宜跑野外，所以进了调研科。这种安排，苦了尔福。秘书科是拴人的地方，一天到晚跑不开，特别是桌子上那三台电话，有时铃声突然同时炸响，把你吓得直跳跳。调研科不一样，它讲八面来风，你越爱外跑就越讨好。我爱好写作，在外跑材料，有时肥了“自留地”，这占了便宜。更重要的是，在外跑，很自由，可以坚守做人的尊严。唯其如此，后来尔福成了我的领导，向我发号施令，我没有半点想法，觉得这很正常。的确，我与尔福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他想当干部，我想当作家。他提了干，成了办公室主任，这是他的光荣，而我当时在浙江文坛上已小有名气，要不是撞上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学生运动”，我会成为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的学生，那自然也是相当体面的。
我与尔福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经常拌嘴。尔福是个工作狂，没有业余概念。他经常抓我们加班加点，我有时不买账。他批评我个性强，许多想法跟人家不一样。我却认为，思想独立，才有资格当作家。不过，尔福有一手很厉害，他常常抬出老主任金崇和压我。金主任在县（市）委办公室干了三十多年，任劳任怨，老黄牛一条，在他面前，我得仰起头来看他。我不敢不向他看齐。同事们对我说，尔福对你最好了，要是你换作别人，他早就不客气了。同事们说的是实话。其实，尔福是个有修养的人，待人不错，他有时得罪人家，那全是为了公事。一次，他竟然将组织部长尚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训了他一顿，大意是，你们组织部提干，不要把市委办公室的骨干撇在脑后，老实说，三个书记都离不开办公室呢。他还在雁荡山公开顶撞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李某，胀着脸，高声说：在乐清地盘上搞接待，花的是我们乐清的钱，不是你说了算，而是我说了算，你别弄反了！
尔福很聪明，点子多，领导也爱听。不过，他的点子转回来，我们当部下的，就多了一份差事，背地里难免有怨言。尔福懂得“有难同当”这个道理，有事便与大家一起整。我分管文字工作，苦得要命，但有时看见尔福陪着我吃苦，也就认了。尔福作风严谨，偏又性急，他最看不惯手下的人做事马虎、拖拉。这就苦了部下的人，也苦了他自己。后来，他脾气似乎变得越来越急，而且，听他爱人讲，他回家也常常生闷气，寝食不安。其实，这都是工作扭曲了他，改变了他。他后来官升三级，由市委办公室主任升为市委宣传部部长，再升为常务副市长，再升为市委副书记，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同样，尔福手下的人，如周庆耀、周宏星、陈新生、李远澍、万邦联、朱方志、廖凯明、徐祥钦、王冬，包括我，等等，大家在政治上先后都有进步，我也觉得这很自然。
尔福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总是西装革履，头发梳了再梳，而办公室和专车弄得一尘不染。他不玩扑克、麻将，不唱歌、跳舞，喝酒也仅限于圈子内，且节制，几乎没有失过态。有人不理解，说他白做人。但尔福不以为然。其实，论做人，尔福也不乏人情味。一次选市委委员，我是候选人，他特地跑到我家，提醒我：“开会那天，你最好穿红色外衣，文人味浓一点，这样，容易吸引人。”特别是有件事，非提不可。他的驾驶员，年龄稍偏大，有人多次劝他予以更换。但他总是没答应。他认为这样做，有伤驾驶员的自尊心，况且，驾驶员表现一直不错。后来他竟死于车祸，这不能不说是大不幸，但同时也反证了他有一颗与人为善的心。
尔福生前将自己的手机、小灵通、办公室座机号码的末四位数，统一确定为“1111”，以方便群众找他办事。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恰恰是他的忌日（11月11日）数字。我不敢说这是宿命，但我相信，尔福心系民众，虽死犹生。上周，尔福的儿子结婚，朋友们都说，什么地方都可以不去，夏家不能不去。这再次证明，尔福人好，大家依然想着他。自然，作为他的诤友，我更没有忘记他。
二○○七年五月三十日于乐成马车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