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呢？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有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队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大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邓先生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无庸争辩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有些芒刺在背，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当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我并没有写一部境外知青史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服，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过来跟我们谈谈呢？你不打算纠正自己的错误吗？
他的话让我微微有些不快，有些被强加意志的感觉，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听见对方坚定的声音：我相信你会来找我，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说完挂断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