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爸爸乌黑的头，我半含着恐惧和悲哀探索着想：再过二十年，他会在哪儿，跟谁相会？
爸爸说的大工程是民族大剧院。当他从欧洲回来之后，深深地被那儿的古典意味所迷惑，在阿姆斯特丹，在巴黎，在海德堡父亲拍了很多照片。蝙蝠衫开始在女人身上流行，乌鲁木齐人渴望现代化，而且是四个现代化，可是爸爸却沉缅于古典。他反复地抚摸着自己带回来的那些照片，说：我瞧不起新巴黎，可是我敬重老巴黎。就好比我瞧不起新北京，而我敬重老北京一样。而乌鲁木齐谈不上新，也谈不上旧，我在五十年代设定的风格基本上保住了。
他那番话是对我和妈妈说的。
那是爸爸妈妈最幸福的时光，他们翻身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到处都需要他们，他们喜欢对别人说：知识分子别无所求，唯一渴望的就是报效祖国。 爸爸曾经设计了民族剧场，现在他又要设计民族大剧院。
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徘徊于南门的民族剧场四周，没有人比爸爸更善于自我欣赏了。他自信乌鲁木齐会按照民族剧场的风格发展，穹顶，塔尖，理石柱，雕刻，各民族的语言，以及像巴黎老城那样淡黄色的调子……所有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就会与中国的任何城市不一样，也会与世界上任何城市不一样。
爸爸妈妈晚上经常一起散步，还喜欢拉上我。我总是沉默着，而亢奋的他们却有说不完的话。突然，爸爸止住了自己的话语，他朝前方看去：那是范主任。范主任竟然坐在轮椅上。他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戴着白色的眼镜正朝爸爸看。在校长自杀的那会儿，范主任也曾跳过楼，可是他没有死。
爸爸缓缓的脚步朝他走去。
范主任看爸爸走过来，脸上并没有慌乱。他熟练地驾驭着残疾车，与爸爸面对面。
爸爸看着他不说话。
他也看着爸爸不说话。
我们一家从他身边走过，而范主任停在原地，转过车身，继续看着我们。
父亲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说：他从四楼上跳下来，竟然没有摔死，生命力真强。
母亲不高兴了：什么叫生命力？怪不得考不上大学，连贬意词和褒意词都分不清。
父亲说：我在那么黑暗的时候就说过，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我说：这诗范主任也对阿吉泰背过。
爸爸妈妈倏地变得不高兴了，他们都在刹那间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儿子的愚蠢。
父亲用了三个多月，拿出了他的设计方案。在那三个月里，他像是音乐家沉浸在作曲的状态中一样。父亲刚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时，显得有些骄傲或者说有些得意。于是他就像是前些年能突然穿上军装时那样，举止上变得有些轻浮，他走路的姿势又开始像跳高一样。
父亲的背运并不是来自于他的举止，而是来自于人们观念的变化。上级在审察了他的方案后对他说：错了，全错了，乌鲁木齐需要的不是一个旧式的古堡，而是一个现代的大剧院。
父亲的方案被彻底否定了。领导的意思非常明确：重新拿出一个现代的方案。
父亲不同意，他固执地认为：乌鲁木齐需要一个整体的风格。这需要历史的延续。
领导批评他，说：乌鲁木齐不过是一个小镇，有什么历史？你那个风格不过是苏联的那套，大白天楼里都是黑的，外观上又笨，还又费材料。
父亲像是又挨了一巴掌，那次是人们非要给毛主席的头上加一只耳朵，这次是要给天山下的乌鲁木齐加一点现代化。
父亲从那天回到家之后，变得沉默了。他一直也没有按照领导的意思重新设计，而是想要通过适当的修改来达到某种妥协。他跟妈妈说话也很少，因为她这次不像上次，一边为他抚摸着伤口，一边表达着跟他同样的观点。
妻子这次从内部又深深地扎了丈夫一刀，她的观点与大家完全一样：乌鲁木齐要走向现代。这应该是全体乌鲁木齐知识分子的渴望，他们盼望新观念盼得太久了。她不断地在父亲沉默时，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给丈夫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