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只能为他们倒了杯白开水。
茫主任说:你去了基地,一切待遇都按照部队的,工资,服装,还有补助的白沙子糖,每月一斤清油。
父亲的眼神里涌出了无限的希望,他问他们:试验大楼的建筑和结构都由我负责?解放军和范主任都点头。我这时看着爸爸,突然又觉得他很伟大。爸爸眼睛里渐渐地显现出感激的光辉。他说: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有一个要求。解放军说:什么要求?家里有困难尽管提,我们部队尽量帮你解决。爸爸脸上产生了像革命烈士就义前的微笑,他说:我要求不给我任何待遇。只让我工作。
许多年都过去了,父亲的话此时此刻还是像寒冷的北风一样地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它们盘旋在我的书桌上,把我的纸和笔都吹得来回动着,使我抑制不住它们的抖动。 爸爸的嗓音在颤动:让我负责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深夜里,我被一种声音从睡梦里吵醒。再次听见了父亲母亲的大床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先是妈妈叫,然后是爸爸叫。
然后,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就想一直工作到死。我就是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妈妈笑了,那笑声在我听来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淫荡,她说:那我一定要想法为你买一张新办公桌。
爸爸咳嗽起来。那是幸福的咳嗽。
父亲走了,去负责他的整个大楼。
有一天晚上,我竟然悄悄地跟踪我自己的母亲,我对她的怀疑天天在加重,特别是父亲离家去基地的这三个月里。我总是觉得母亲有些怪异,她甚至在某一个晚上穿了她多年不穿一直放在箱子里的高跟鞋。父亲不在,她穿给谁看呢?
母亲出门时,让我早早睡觉,她态度温和,刚梳过的头有些湿。我似乎感到了她身上也有某种香水的味道。我说:你干啥去。她说:有事。我故意装着没有看她穿着的高跟鞋,但是,那鞋像是月亮一样地闪着光。她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我点头。
当她一出去,我就立即伏在了窗前,看着她出了单元门,然后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我也下了楼,并远远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进了学校的大门时,我有些犹豫了,我这样作好吗?但是,高跟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说明妈妈已经上了楼,朝二楼的某个角落走去。
我跟在后边,在昏暗的过道灯光下,看见妈妈修长的身影正在摇晃,她的个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她本身就是一个高个子女人,现在穿上了这双鞋,就显得更高。在夜色里,别人是不会注意她穿着高跟鞋的,在那样的年代里,她竟然穿上了这种鞋,她真是疯了。
母亲走得渐渐快了,当她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时,脚步竟然停了下来。母亲还没有敲门时,那门就开了。我听见了校长的声音:怎么才来,我刚才已经在楼下等你半天了。 门关上了。我悄悄地到了门前,仔细地听着里边的动静。母亲说:这鞋好看吗?校长不说话。母亲说:你那么着急干什么?我就是因为要找这双鞋,才这么长时间。然后,没有人再说话了,似乎听到里边的地板上咚咚地响着,然后,就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声。尽管声音很小,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肯定能想像出里边发生的事。
我应该喊叫起来,可是我呆若木鸡。
许多年后,母亲对父亲忏悔,说她当时是被迫的,她是为了保护我和父亲。因为反标是要枪毙人的。她说她虽然不干净了,但是却是由于爱才这样作的。
父亲相信了她的忏悔,原谅了她,并更加尊重她,对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为在父亲的理解中,母亲虽然这样作了,可是她的内心却在滴血,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候所受到的折磨,远远超过了她们在受刑时的程度。比如说江姐在监狱里,别人拿针朝她的指甲缝里扎,那不过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母亲却受到的是精神上的催残,母亲承受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