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
——兼谈东西的《后悔录》
谢有顺
一
近读胡兰成的《文学的使命》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于恶人恶事亦是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写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的痛痛快快，楚楚涩涩，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于……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1] 胡兰成这人我不喜欢，但他这话我却颇为认同——它看似平常，其实说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伦理。很少有人能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文学。确实，对于“恶人恶事”作家若能“不失好玩之心”，无论写什么事情都能把它推向“无差别的绝对之境”，文学或许就能从一种道德的困境、经验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一个“新的境界”，走向仁慈和宽广。对于习惯了以俗常的道德标准来理解人世、关怀此在的中国作家来说，在如何对待“恶人恶事”这点上，似乎从未有过争议和不同意见。总有人告诫写作者，小说的道德应和人间的道德取得一致，于是，惩恶扬善式的写作精神不仅遍存于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之中，即便在现代作家身上，它也依然像一个幽灵似地活跃着，以致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革命，最大的矛盾纠结都在如何对待文明和道德的遗产这个问题上——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诗歌界的“下半身”运动所要反抗的依然是文学的道德禁忌，所以，他们对性和欲望可能达到的革命意义抱以很高的期待。现在看来，将文学置于人间道德的喧嚣之中，不仅不能帮助文学更好地进入人心世界，反而会使文学面临简化和世俗化的危险。
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胡兰成所说的“好玩之心”，大概就是为了提醒作家们，在现有的道德秩序里是产生不了文学的，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2] 昆德拉将“发现”(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当作小说的道德，这意味着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像。文学是要回答现实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安慰世俗价值所安慰的心灵，正因为如此，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中感叹，“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很显然，这里的“终不忘”，并非忘不了世界的繁华；这里的难平之“意”，也不是说欲望得不到满足。曹雪芹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使文学超越了这些世俗图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任何现实和苦难都无法磨灭、无法改写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是非、善恶的争辩，没有真假、因果的纠结，它所书写的是人情的优美，并在这种人情之美中发出广阔、浩大的感叹。《红楼梦》确实“不失好玩之心”，就贾宝玉的感情而言，它更是达到了“无差别的绝对之境”，因此，它的出现堪称文学奇迹。
写作上的“好玩之心”，远比严厉的道德批判抑或失禁的道德放浪要深刻得多。然而，当代中国的写作，似乎总难超脱善恶、是非，总忘不了张扬什么，或者反叛什么，在艺术上未免失之小气。以前，是政治道德在教育作家该如何写作，等到政治道德的绳索略松之后，作家们又人为设置了新的善恶、是非，供自己抗争或投靠——“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论辩，“公共经验”和“个人写作”的冲突，“中国生活”该如何面对“西方经验”，“下半身”反抗“上半身”，等等，主题虽然一直在更换，但试图澄明一种善恶、是非的冲动却没有改变。因此，中国文学的根本指向，总脱不了革命和反抗，总难以进入那种超越是非、善恶、真假、因果的艺术大自在——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学最为致命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