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回来后又曾跟亲友合伙开办过一家书店，取名启明书店，专卖当时上海一些新书店出版的新小说。最初设在昌福馆内，好像就在原陈郁庵办的华阳书报处原址，后改迁到祠堂街离少城公园不远的一处街面房。祠堂街那时有好几家书店。堂兄七哥担任经理，没开设两年就关闭了，我家因而分得不少书，而这些书在三十年代前期白色恐怖下不少都变成禁书，怕惹祸，我母亲不止一次地命我们烧毁了不少，那时大哥已经去世了。
四哥在回忆大哥的文章里曾分析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一个两重人格的人。”还说：“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我幻想要是大哥不那么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不那么顾全绅士家庭的面子和架子，逐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紧缩开支，特别是大分家以后，从老公馆搬出来，独自一房过活开始，量入为出，不再去敷衍别人，迁就别人，即使经济上遇到那灾难（指银行倒闭），也还是有法子可想，仍然可以活下去，穷一点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顶多跟有钱的亲戚少往来一些就是了。他死后我们不照样活了下来。根本用不着去维护那虚伪的旧礼教的那一套。他的死真是太不值得了。还是四哥文中说得好：“他是被旧礼教、旧思想毒害了一生，始终不能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礼教杀死的。一想到他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我大嫂活到一九八〇年才去世，时年八十又二。一九七八年我因公回川，还见到她，后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的孩子们而今全工作得很好，生活得很好，有的还离退休了。连孙儿女们也有了下一代，有的更远去国外攻读专业。他在旧社会未得实现的理想，新中国中他的孙儿女倒并不困难地就出了国。大哥如在九泉有知，也该会满意地笑了，会承认自己软弱，悔不该服下毒药为旧思想旧生活所迫害。岂不冤乎，悲乎？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