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伙计们，光景太难熬了。我需要一份工作。’他们说已经给我找到了最理想的工作，这么些苦年头来一直给我留着。就在二马佬湾对岸，一家手套厂!就在那儿，奎尔，就在你们海岬上的房子那儿。他们准备在那里做手套，皮手套。说得天花乱坠，就好像政府专门为我建了这家工厂。他们说我有在皮革厂的那段经历，肯定能得到一份工作。我可以算是皮革业的行家里手呢!我没准可以捞到一个监工的职位呢!我能不高兴吗?他们让渡船开过去。第一天，有一大群人挤着去做工。你相信吗，我们到了那里，进了工厂，有许多人站在那儿，一个漂亮的食堂，染皮革用的不锈钢大染缸，缝纫机和裁剪台。只有两样东西他们没有——会做手套的人和皮革。知道吧，做手套的皮革本来应该来自我几年前工作过的那家制革厂，可是它早就停产了，却没有人告诉那些建手套厂的家伙，也没有人告诉加拿大人力资源办公室。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我就渡过海湾回家，渡船开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现在还在想，现在还在想：‘早知道这个笨蛋没有皮革，我就省得跑这一趟了。’可是，你靠什么了解情况呢?靠读报纸!当地没有报纸。只有圣约翰斯的那份政府的喉舌，《海狮报》。所以我说，虽然我对这一行一窍不通，连一个句子也写不好——我在学校里只学到‘汤姆的小狗’——但我拿定了主意，既然他们没有皮革，没有会做手套的人就能开办手套厂，那么我也能办一份报纸。
“于是我又去了加拿大人力资源办公室，我说，‘我想办一份报纸。你们这些小伙子能帮我解决困难吗?’
“‘你准备雇多少人?’他们说。我贸然地夸口：‘走上正轨之后需要十五个人，’我说，‘当然还得有一段培训期，’我说，‘提高技能。’他们居然深信不疑，给了我成箱成箱的表格要填。这下我的麻烦来了，所以我就让比利·布莱蒂撇下捕鱼的行当，跟我上了贼船。他写得一手好字，念起文章来像政府官员。我们便办成了。
“他们派我到多伦多去学习办报业务。他们给了我钱。管它呢，我在多伦多逗留了四五个星期，听他们狂热地向我灌输社论的平衡结构，整体完美，新式报刊，记者职业道德，为社区服务。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说的话我一半都不明白。我最后在这儿我的旧作坊里边干边学，弄懂了我需要了解的东西。如今，办《拉呱鸟》已经有七年了，发行量高达一万三，每年都在上升。这片海岸的人都看我的报纸。因为我知道人们想读到什么。这是不用说的。“我先雇了比利，然后是特德·卡德。他们都是好样儿的。在多伦多，报社里一半都是说说笑笑、东拉西扯的女人，她们打量男人，或者那些男人打量她们。根本就不干活。写女人的文章需要知道的东西，比利全懂。他是个老光棍，做菜做得一塌糊涂。为了以防万一，我妻子巴吉特夫人总要检查一遍。我知道我的读者需要什么，想看到什么，我就满足他们。我的话很管用。我不想听你谈什么新闻学思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
他停下话头，又点了一根香烟，看着奎尔。奎尔的两条腿都发麻了。用手托着下巴缓缓点头。
“好的，巴吉特先生，我会尽力的。”
“叫我杰克。喏，这是这份报纸的纲要。第一条，一切由我说了算。我是这里的头儿。
“比利·布莱蒂负责家庭版，编写‘压缩饼干’——你别告诉任何人他就是小萨格——处理当地新闻、机关团体和教育。加拿大的政府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庞大。几乎一半的人口在为政府工作，另一半受政府管制。我们这份地方级小报就是报道这片海岸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比利也写一些犯罪的文章。现在的犯罪可是比以前多了。知道吗，以前称为寻欢作乐的，现在就成了暴力和强奸。比利·布莱蒂，从刚开始办《拉呱鸟》起，他就和我在一起。”
“我在《莫金伯格记录》报道过市政新闻。”奎尔嘶哑着嗓子说，声音都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