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为自己分内的事尽力而为吧！”
我问他，那个多次打电话到出版社询问胡利安·卡拉斯地址的人是不是他？他说不是，我看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才意识到，真的不能轻易透露那个地址，绝对不行！
米盖尔·莫林纳是个谜样的人物。他独居在幽暗的大宅院里，房子已经年久失修，是他内战时期靠军火制造业致富的父亲留下的遗产。米盖尔·莫林纳的生活非但和奢华扯不上边，甚至像僧侣一样清苦。他把那些他认为沾满鲜血的黑心钱，都捐作修复博物馆、教堂、图书馆、学校和医院之用，同时也资助童年的挚友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能在故乡巴塞罗那出版。
“钱，我多得用不完，缺的却是像胡利安这样的朋友。”这是他惟一的解释。
他和兄弟姊妹或其他亲人几乎没有任何往来，而且他也都将他们视为陌生人。他没有结婚，平日足不出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楼上，那便是他的书房所在。他天天在里面狂热地工作，除了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各个报纸杂志撰写散文和专栏之外，他也翻译德语法语文件、校订百科全书和小学课本。米盖尔·莫林纳是那种用工作狂来弥补愧疚感的人，对于他人的懒散，他不但尊重，甚至很羡慕，因为那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并不以辛勤工作为傲，他甚至自嘲，说他的工作狂是懦弱的另一种表现。
“当一个人沉浸在工作中的时候，你在他的眼里看不到生命。”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好朋友。我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点，或许是太多了。米盖尔和我谈书，也谈他最崇拜的弗洛伊德，他还聊音乐，但是说得最多的还是老朋友胡利安。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见面。米盖尔和我说了胡利安当年在圣加夫列尔
教会中学就读时的种种趣事，他还保存着一叠旧照片，和胡利安少年时期所写的短篇故事。米盖尔非常崇拜胡利安，凭借他的叙述和回忆，我慢慢认识了胡利安，至少对素未谋面的他有了一些概念。我们认识一年之后，米盖尔·莫林纳向我表白，说他已经爱上了我。我不想伤害他，但也不能欺骗他。谁都不可能骗得了米盖尔。我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对我的这份心意，他虽然已经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是，那毕竟不是爱情。米盖尔说，他早就知道了。
“你已经爱上了胡利安，只是你并不知道罢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胡利安寄来一封信，说他已经完成新作《教堂神偷》的手稿。卡贝斯塔尼先生原本打算九月到巴黎去，因为他要和迦利玛出版社签订几份合约。没想到，他的痛风老毛病又犯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都没好。为了奖励我平日工作认真，他决定派我去法国签订新合约，顺便也拜访胡利安·卡拉斯，再把他的新作手稿带回来。我给胡利安写了一封信，谈到了我在九月中旬将有一趟巴黎之行，请他帮我找一家收费合理的小旅馆。胡利安回信中提到，我可以借宿他在圣杰曼区的住所，好把旅馆住宿费节省下来。出发前几天，我去找了米盖尔，问他要不要我替他给胡利安带口信。他想了好久，最后却告诉我：不用了。
我初次见到胡利安本人，是在巴黎的奥斯特立兹火车站。当时，巴黎秋意正浓，大片浓雾笼罩着火车站。我留在月台上等候着，其他旅客都往出口处走去，不一会儿工夫，月台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接着，我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男人，站在月台的入口处，透过烟圈观望着我。在火车上，我不时地问自己，要如何才能认出胡利安这个人？米盖尔·莫林纳让我看的那一叠旧照片，至少都是在十三四年前拍的。我在月台上左探右望。除了我和那个男人，月台上已经没别人了。我发现那名男人好奇地盯着我，说不定他也在等人，就像我一样。不可能是他。根据我见过的资料，胡利安当时是三十二岁，可那名男子看起来却苍老多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神情忧郁而疲惫。脸色太苍白，身材太清瘦，或许是因为我站在雾中所产生了错觉，也可能是旅途劳顿吧。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少年胡利安。这时，那位陌生人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双眼直视着我。
“胡利安？”
陌生人对我露出微笑，然后点点头。胡利安·卡拉斯拥有世上最美的笑容。那是他历经沧桑后惟一没变的地方。
胡利安住在圣杰曼区的一间阁楼上，房间里只有两部分：一边是客厅，加上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简陋厨房，从客厅外的阳台望出去，密集的屋宇在雾中连成一片，远处是圣母院的尖塔；阁楼的另一边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浴室在楼下走道的尽头，所有房客一同共享。整个阁楼的面积，还不及卡贝斯塔尼先生的办公室大呢。胡利安细心地把房子打扫了一遍，打算以简单的陈设接待我。我装出一副对这里很满意的样子，虽然房子还有胡利安用心打扫而留下的清洁剂和打蜡的味道。他刻意铺上了最好的床单，我记得床单上还印着巨龙和城堡的图案。那是一条儿童用的床单。胡利安一边抱歉一边说道，这条床单是特价时买回来的，但是品质好得没话说呢！他还说，没有印花的素面床单，看起来很单调，价钱却要贵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