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的目光已转向别处，于是，我往大门走去。走到门口时，伊萨克又把我叫住，他说话的音量就像耳语一样微弱：
“达涅尔？”
“嗯？”
“您要特别小心啊！”
来到街上，我觉得黑暗似乎一路阴魂不散地紧跟着我。我快步往前走，丝毫不敢放慢速度，最后终于回到了圣塔安娜街上的家。一进家门，我就看见了父亲，他坐在摇椅上，大腿上还摊着一本书。我仔细一看，原来那是相册。他一见到我，立刻站了起来，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已经开始担心你了。”他说，“葬礼如何？”
我耸耸肩，父亲严肃地点了点头，这个话题就算结束了。
“我帮你做了晚餐。你如果要吃的话，我现在就去热一热……”
“爸，我不饿，谢谢。我在外面吃过东西了。”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还是点点头。接着，他便转身去收拾桌上的餐盘了。这时候，我也不知为什么，竟然走到他身旁，抱住了他。我感受到父亲先是讶异，接着他也紧紧地抱住了我。
“达涅尔，你还好吧？”
我把父亲抱得更紧了。“我爱你！”我轻声说道。
当我开始阅读努丽亚·蒙佛特的手稿时，教堂的钟正好被敲响了。她的字迹娟秀而工整，让我想起她那张整齐的书桌。或许，她想寻找的是表达平静和安定的字眼，因为，那正是生命始终不愿意赐予她的感受。
努丽亚·蒙佛特忆往手札
努丽亚·蒙佛特
忆往手札
1933~1955
·1·
凡事都没有第二次机会，除了后悔。我和胡利安·卡拉斯相识于一九三三年的秋天。当时，我在卡贝斯塔尼出版社上班。卡贝斯塔尼先生在一九二七年的某一趟所谓的“巴黎出版勘探之旅”中发掘了胡利安·卡拉斯这个作家。胡利安每天下午在酒店里弹钢琴为生，晚上则致力于写作。酒店的经营者是一位名叫依莲·玛索的女士，大多数巴黎出版人都和她很熟，因此，在她的请托、恳求，甚至是威胁下，胡利安·卡拉斯的几本小说才得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只是，销售状况都糟糕透顶
。卡贝斯塔尼先生取得了卡拉斯的作品在西班牙和南美洲的独家版权，包括作者用法文和西班牙文写的原版作品在内，却只付了极低的版税率
。他相信，每本作品起码会卖个三千本，可是没想到，在西班牙出版的前两本小说，只能用“凄惨”两个字来形容：两部小说大概各卖出去一百本左右。但即使销售状况这么糟，每隔两年，我们还是会收到胡利安的新作品，而卡贝斯塔尼先生也都是二话不说就接受了，他还说打算跟作者签订新的合约，重点并非只图低版税，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要好好促销。
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了卡贝斯塔尼先生，既然胡利安·卡拉斯的作品卖得这么差，为什么还要持续出版他的书？这样下去，只有赔钱了。为了解答我的疑问，卡贝斯塔尼先生很慎重地走到他的书架旁，抽出一本胡利安的作品，要我拿回去读一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两个礼拜之后，我把那本书读完了。这一次，我的问题变成了：这么精彩的小说，为什么只卖了这么几本？
“我也不知道啊！”卡贝斯塔尼先生说，“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如此令人感佩的高贵情操，和我印象中的卡贝斯塔尼先生汲汲于利的生意人形象有如天差地别。或许，我一直都错看他了。同时，我对胡利安·卡拉斯这个人也越来越好奇。而且，所有和他相关的事情，似乎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出版社每个月至少会接到一两个来询问胡利安·卡拉斯地址的电话。不久，我发现打电话的都是一个人，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罢了。我顶多只能照着小说封底的作者介绍告诉他，胡利安·卡拉斯定居巴黎。一段时间之后，那个人终于不再打电话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在出版社的作者档案资料中，把胡利安·卡拉斯的地址删除了。我是惟一一个和他通信的人，他的地址，我早已倒背如流。
几个月之后，我偶然看到印刷厂寄给卡贝斯塔尼先生的账单。一看才发现，原来，出版胡利安·卡拉斯作品的所有费用，都是由另一个人汇款支付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米盖尔·莫林纳。不仅如此，实际的印刷和发行费用，比米盖尔·莫林纳先生支付的数字低了很多。数字不会骗人：出版社将印刷好的书直接堆放在仓库里，然后报假账捞上一笔。我没有胆子去质疑卡贝斯塔尼先生的财务失误，因为我怕会丢了差事。不过，我倒是从账单上抄下米盖尔·莫林纳的地址，一个位于布塔费利沙街上的大宅院。我把那个地址保存了好几个月，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去找他。最后，我的理智战胜了一切，于是我去了他家，并且告诉他，卡贝斯塔尼先生骗了他的钱。他笑着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