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14)

“看够了吧？”她着急要离开这个地方。
　　
　　“嗯，差不多了。”我回答，“您先前说过，胡利安去巴黎后不久，有人寄了一封信给他，但是他父亲说直接扔掉就是了……”
　　
　　管理员老太太想了一下，随即点点头：
　　
　　“我把信放在了门厅那个柜子的抽屉里，说不定那个法国女人哪天回来了，可以看看……”
　　
　　于是，我们走到门厅的柜子前，打开了最上层的抽屉，里面有一只黄褐色的信封，和一块已经存放了二十年的早已出了故障的手表、纽扣、钱币放在一起。我拿起信封，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
　　
　　“您看过这封信吗？”
　　
　　“啊！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您别生气，我没有恶意。既然您当时以为胡利安已经死了，把信拆开看也是很正常的！”
　　
　　管理员老太太耸耸肩，低头走到门外。我趁机赶紧把信藏在外套的暗袋里，然后关上抽屉。
　　
　　“我说，您可千万别误会我！”管理员老太太说。
　　
　　“当然不会！怎么样，那封信里面说了些什么？”
　　
　　“那是一封情书，写得比广播剧还要凄美呢！因为是真实的故事，读起来更让人感动！我告诉您，我看了都要哭了！”
　　
　　“那是因为您心地善良，像天使一样，奥萝拉女士！”
　　
　　“您呢，鬼灵精怪的，简直就是个小魔头！”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奥萝拉女士，同时也承诺，只要对胡利安·卡拉斯的调查一有新进展，一定会告诉她。接着，我便赶往那个房屋中介公司。莫林斯先生那个不起眼的办公室位于佛罗里达布兰卡街。这会儿，莫林斯正优游自得地瘫在办公室里，他是个笑眯眯的胖子，嘴里咬着快要熄掉的雪茄，好像那是从他的八字胡里长出来的一样。
　　
　　为了尽快切入主题，我报上奥萝拉女士的名字，好像自己是她的老朋友似的。
　　
　　我编了一套故事，把自己说成了富尔杜尼家族的远房亲戚。聊了五分钟，莫林斯拿出档案夹，准备把胡利安的母亲苏菲·卡拉斯委托的律师的地址告诉我。
　　
　　“我看看啊！……有了，何塞·马利亚·雷克豪律师，利昂十三世大街五十九号。我们跟他一年只联络一两次，而且都是把信件寄到拉耶塔纳街的邮政总局信箱。”
　　
　　我把那张档案详细地看了一遍——邮政信箱的号码是2321。
　　
　　（莫林斯接着讲述了富尔杜尼的故事。）
　　
　　安东尼·富尔杜尼这个人，大家都叫他“帽子师傅”。一八九九年，他在巴塞罗那大教堂前的石阶上认识了苏菲·卡拉斯。苏菲是个年轻的法国女孩，住在里拉阿尔塔街上的女生宿舍里，平常就以教一些巴塞罗那豪门子弟的钢琴课为生。她没有亲人，也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只是耀眼的青春，还有她父亲给予她的音乐方面的训练，他父亲曾经是法国尼姆剧院的钢琴师，可惜一八八六年因为肺结核死了，于是她的音乐教育也被迫中止了。而安东尼·富尔杜尼，他出身优越，不久前刚刚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圣安东尼奥环城路经营那家知名的帽子专卖店，也希望这个家族的事业可以代代相传。后来，他们在松园教堂里结了婚，接着就在蒙嘉特温泉度了三天蜜月。临行的那天早上，帽子师傅诚恳地询问莫林斯先生，床笫之欢的那档子事应该如何进行才对？喜欢挖苦人的莫林斯随口告诉他，回去问你老婆就知道了。结果，富尔杜尼夫妇所度的蜜月，不到两天就结束了，他们回到巴塞罗那，左邻右舍都说，苏菲是哭哭啼啼地走进大门的。多年后，薇森蒂塔信誓旦旦地说，苏菲告诉她，那个帽子师傅连她一根汗毛都没有碰，于是她干脆主动调情，他却恶言辱骂，说她根本就是个妓女，还说他对她那些猥亵的言行极度反感。六个月之后，苏菲告诉丈夫，她肚子里已经怀了孩子，别人的孩子。
　　
　　安东尼·富尔杜尼以前多次看见自己的母亲被父亲殴打，因此，在他的认知中，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总是凶狠地揍她，直到她奄奄一息才住手。但即使被打得这么凄惨，苏菲依旧死都不肯透露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安东尼·富尔杜尼自有一套逻辑，他认为有魔鬼作祟，这孩子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罪恶之子，而罪恶之父只有一个：邪魔。他坚信，罪恶已经充斥在他家的每个角落里，还有妻子的双腿之间……于是，他疯狂地在家里挂十字架，墙壁、房门以及天花板，到处都挂。
　　
　　她后来生了个儿子，取名胡利安，借此纪念她那英年早逝的父亲。富尔杜尼本来想把她赶出家门，但一想到家丑外扬恐怕会影响生意，只好作罢。他心想，谁会愿意向一个被戴了绿帽的人买帽子呢？苏菲一直被关在公寓最后面那个阴暗、寒冷的房间里。在这小房间里，她在几位邻居太太的帮助产下了儿子。安东尼过了两天才回到家。“这是上帝赐给你的孩子啊！”苏菲对他说，“如果你想惩罚谁，那就惩罚我好了，但请你别把气出在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孩子需要一个家和一个父亲，我的罪恶不该由他来承担，所以，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