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父亲起来帮我做早餐，牛奶、烤山芋。我母亲早上懒得起来，就在屋里开留声机放唱片。那些音乐对我影响很深，我后来学古典音乐，就是从母亲这儿启蒙的。那时母亲找了个宜兴的保姆刘妈，她后来把她十六岁的女儿同弟带来了，专门抱我妹妹。她早上经常带我们去买油条、烧饼。虽然事隔很久，但那段记忆我老是忘不掉。
“从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搬到傅厚岗后，我们家的房子是大了，有大花园，可父母之间不和睦了。总见不到父亲，他就是在家，也是画画，要画好几道才完成一张。那时起，我对我父亲印象比较淡，有时他带学生到郊区去写生，也带我去。
“一九三四年他们从欧洲回来，关系也比较好。那时我早上起来都要到他们房间去请安，一人亲一下，然后下楼吃早饭。以后父亲就出走了，到广西去了。”
在南京出生的徐静斐（丽丽）与哥哥徐伯阳有同感。在她看来，傅厚岗的徐家生活是富足的，简直有点奢侈。她从童年到少年，作为徐家小姐什么都不愁，在众人呵护下度过了最难忘的日子。她说：“那时，我们家里有六个佣人。”
六个佣人？我不敢想像：“家里多出六个人，有多少活可做啊？”徐静斐给我描述了当年中央大学教授家的排场生活。全家人靠徐悲鸿300大洋薪水过活，当然还有绘画收入，蒋碧微不用外出谋职，丈夫养家似乎天经地义。家里有六个佣人忙，三女三男。但是并不存在经济负担，当时物价很低，人们购买力相对很差，教授的钱足够了。
徐静斐说：“从宜兴老家来的刘同弟，专门带我。有个丫头叫阿脚，在我们家带我哥哥伯阳。刘德宝，是我们家看大门的，刘同弟的哥哥。刘同弟妈，我们叫她刘妈，管烧饭，她是最早来我们家的，后来刘妈又把她的一家人，都从乡下接来了，在我们家做事。史坤生陪我父亲裱画，买古董，拿古董的，一直在打杂，以后和刘同弟结了婚。还有个阿金，是拉黄包车的，负责送我们兄妹俩上学，放学了再接回家。那时没汽车，出门就是坐黄包车。”
徐静斐对刘同弟的感情很深，不是母女，胜似母女。刘同弟已经七十多岁，称得上最熟悉徐悲鸿一家的人，一辈子跟徐家所有的人分不开。她是宜兴同乡人，跟着母亲到南京徐家当保姆，把徐静斐从小带大。徐悲鸿与蒋碧微分手后，她又跟了蒋碧微多年，跟到台湾，直到蒋碧微晚年，她也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才离开，回到子女身边。
当我打电话到台北的刘同弟家，说我要采访她。老人家听力很好，声音洪亮，一口浓重的宜兴口音，透着一种兴奋：“你要问徐先生的事，多啦，我能说啊。我十几岁到他们徐家带小孩，后来跟蒋先生，一直跟到六七十岁离开，以前没有人问我啊。”
她说她在家摔了一跤，腿脚不方便，走路要撑支架，要不然她就回大陆看看了。
“那时徐先生和蒋碧微有两个小不点嘛，他们在南京啊。后来徐悲鸿就叫他的丈母娘，找宜兴人来看他的宝贝女儿、儿子。那我妈妈乐的了，还种什么田啊，到南京去多好，好像出国一样的。那个时候，到南京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了。他的女孩子小嘛，我都喜欢抱她、逗她。小孩子一哭了，我妈妈没有旁的，就骂我没带好，小孩子哭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