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欧洲刻苦研读八年的徐悲鸿，带着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也带着他的热情与渴望，从巴黎回到上海，他要给怀孕的妻子找房子。随后蒋碧微也回国，托运回了徐悲鸿视为珍宝的装满几大箱子的书画，有他节衣缩食买来的，有他自己的许多习作和绘画作品，还有他临摹的欧洲名画。
正在上海艺术大学担任文科主任的田汉，请徐悲鸿到艺大做美术演讲。徐悲鸿渴望改革中国美术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汉的共鸣。
一九二七年岁末，在霞飞坊徐悲鸿家，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三位日后在中国艺坛上举足轻重的大师，在数次深谈之后，决定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南国社”，并起草章程。后来，他们又决定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培养时代需要的艺术人才。田汉是院长兼文学部主任，欧阳予倩是戏剧部主任，徐悲鸿是绘画部的主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南国艺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田汉致辞，把徐悲鸿与欧阳予倩介绍给大家。他讲述学院的教学方针与大体规划后说，“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师生应团结一气，把学校看成自己的东西。”
此时，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与徐悲鸿接洽，聘请徐悲鸿任艺术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币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个条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弃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每个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来回奔走，中大当即同意了。
经历八年欧洲艺术历练的徐悲鸿，不再是旧日的徐悲鸿。八年的卧薪尝胆，八年的兼容并蓄，八年的励精图治，已使得他的艺术激情过于饱满，简直随时可以喷薄欲出。徐悲鸿那几幅撼动国人的大画，正是集中地产生于其后的一段时间。
在徐悲鸿留学回国的执教生涯中，南国艺术学院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紧张，田汉主持的这所简陋的大学，事务由学生担任，全院没有职工，以减少办学开支。徐悲鸿名声鹊起，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津贴，还有他应邀给他所敬重的名流画像，人家给的润笔费。至于到南国任教，则不收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己出。
不久，学院由善钟路原艺术大学校址，搬迁至西爱咸斯路。这里的租金较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条件也差，租了两栋石窟门的旧楼房。田汉与徐悲鸿设计，和师生一起改造用房。把两栋楼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东同意，在顶层给徐悲鸿建画室。具体做法是，揭去楼顶屋顶的一半，拆了房顶换玻璃，成了一间采光明亮、宽大敞亮的画室。以当时上海来说，也是一流的漂亮画室，徐悲鸿觉得非常满意。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徐悲鸿要画出中国的油画。
徐悲鸿似乎急于要将他在西方学画感受到的宏大史诗气势，挥洒在巨幅画布上。他的耳畔，时常回响起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绘画会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调配，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所造成的。”
狂飙般的情感在徐悲鸿内心冲撞，要急切地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是小桥流水，不是古树昏鸦，而要画出他心中的洪钟大吕。
也只有徐悲鸿，不满足于画几张静物或者画几幅单个人物，尽管他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他要选择一个让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于是，他的这幅构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古人杀身取义的悲壮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