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赤脚医生”的对话（4）

　　范：捆绑式地阅读或捆绑式的说法可能是文学之外的某种需要。这样说说我觉得也无妨，因为无论是怎么样的说法，都不应该影响到一个作家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独特的感知和对艺术的独特的追求。
　　
　　汪：我承认它们在地域文化上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在叙事与语言风格上有一个作家抹不掉的印记，但在看待长篇上，在对待长篇的功能上，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而这种想法可能恰恰是反系列的。
　　
　　范：非常赞同你的说法，我觉得从创作上讲，“系列”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即使是同一个人的作品，从同一个人的手中出来，也不同于从同一个机器里压出来的产品。对生活的感受也好，对艺术的想法也好，在人的脑子里千变万化，千奇百怪，哪里可能你想系列就系列得起来呢。当然硬要做系列也是做得出来的，但那就是写作者跟着概念（系列）走了。
　　
　　汪：这里面确实有个文体精神的问题，也就是说，文体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一种文体到了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作家手里，就会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为他所驱使，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有人喜欢系列，喜欢用连续的长篇去表达某一种东西，也有的人执着地用长篇去锻造某一种理想中的风格，但你好像不是这样，我刚才就说了，你倒是一直在变。
　　
　　范：其实我一直在苦苦思索关于变的问题。我想我在艺术上是不是个没有定性的人。当然，变这个话题，早些年没有，至少在写《百日阳光》前谈得很少，别人也不说，自己也不想。但在写了《百日阳光》后，这个话题就开始进入到日子中来了。不光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在变。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变，有人说不应该变，有人说变得好，有人遗憾变糟了。我自己呢，则经常处于这种种议论的影响中，左右摇摆，我也想不明白是变好呢还是不变好，我更不明白是变得好了呢，还是变得糟了。好在没有因为摇摆就走不动路了，就停下来了，在摇摇摆摆中一直走着。更何况，以我的体会，摇摆只是一种临时的短暂的念头，只是说说而已，一旦到了写作的时候，就不摇摆了，那怎么办呢？很好办，自己爱怎么写还怎么写。
　　
　　汪：确实在变，多方面的变，从题材到主题，再到艺术风格，《老岸》之后的《百日阳光》、再以后的城市，一个写苏州市民生活的女作家忽然写起了乡镇的变迁，笔头一转又写到了城市建设与文化选择，接着似乎又“本分”起来，将目光投向与自己同一性别的人们。我想，这部《赤脚医生万泉和》又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与阅读期待。
　　
　　范：关于书名我想说明一下，我先前起的是《赤脚医生向阳花》，发表时改成了《赤脚医生万泉和》，万泉和是一个赤脚医生，但其实我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所以虽然小说已经在《西部华语文学》０７年第一第二期全文发表了，但在出书前我还在坚持改回原来的名字。我前面说过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如果最后的书名仍然叫《赤脚医生万泉和》我也会接受，但我心底里还是喜欢“向阳花”，这无法改变，也说不清是为什么。
　　
　　汪：很想知道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我想它一定与你对过去生活的记忆有关，甚至，与你某一时期的情结有关，比如，你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有没有当过赤脚医生？或者这一行当曾经是你的理想？
　　
　　范：肯定有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肯定有情结在里边。６９年底我们全家从苏州下放到江苏吴江县农村最南边离浙江很近的那里，就是茅盾的故乡乌镇那里，就是半农半桑地区。我们到了农村住的那个院子，就是万泉和家的院子，几乎一模一样。去年我们苏州五个女作家（都是从吴江出来的）搞了一次回娘家的活动，回到吴江，回到各自呆过的村里。我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院子，大屋都拆掉了，造了新楼房，但令我惊喜的是院子的模样还在，院子前边的两间小屋都还在，小屋还跟当年一样，不派什么大用场，堆放一些杂物。当年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就在我们的院子里，所以万泉和画的图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实的，几乎就是零距离。我那时候还小一点，不可能当赤脚医生，但是我向往当赤脚医生。我母亲得了肺结核，天天要打针，我就勇敢地尝试给她打针，结果就像万泉和一样，手抖得像筛糠，针头还没有碰到皮肤，药水已经被我推光了，我母亲哈哈大笑。我母亲病了大半辈子，苦了一辈子，但她是个浪漫的人，小资的人，是个富于幻想的人。后来稍大一点，高中的时候了，又因为全国轰动的针灸治聋哑人的事情，感觉自己也应该做那样的事情，想方设法去弄来一些针灸的书，弄了几根针，但自己被那些细长的闪亮的针吓着了，连尝试一下都没敢。但无论怎么样，在我刚刚懂事开始成长的那时候，就是在“赤脚医生”这个大环境中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