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又写一函，派总司令部参议张群亲自送到天津。黄郛这才决定南下。他通过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他组阁的老关系，与中国银行张公权透支一百万，带到南昌，解决了蒋介石年关急需。另外黄郛又为蒋介石牵上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借款六千万，条件是必须“反共”。
黄郛此时一开口，蒋介石和张静江频频点头，忙问：“第二步呢？”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地盘，利用地盘为武器。”
“这就是地盘上的用人权。”蒋介石颇有信心地回答。
“对。一石两鸟。现在南昌城是第三军朱培德的部队，九江是第六军程潜的部队。去年11月，江西省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发布朱培德任主任，你何不以辛亥元勋李烈钧为江西省正式主任，一来平衡了朱培德和程潜的关系，二来拉拢了国民党西山元老派和你的交情。李烈钧和滇军渊源深重，这步棋一走，你在国民党高层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在一定场合，你还可以公开为西山会议派平反。这样，元老派和中间派都会倒向你。大炮（指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就会束之高阁。政治，表面看起来就是一种权力分配，这是贯彻政治路线的组织措施。”
蒋介石眯起眼睛，为黄郛的这一步棋深为折服。当然，蒋介石知道黄郛和李烈钧1908年在日本组织反清“大丈夫团”，情谊深重。国民党组织内用人奉行“公不忘私”，屡试不爽。君子何不成人之美呢。蒋介石心中已有了主意。俄顷，蒋介石对两位“二兄”说：“我知道第三步了，尽快召开一个会议，以大多数与会者的名义提出驱鲍，在舆论上将不义还给武汉。”
张静江，这位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认真地凝听了黄郛和蒋介石的对话，决定1927年2月上旬，春节过后邀请国民党中央的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包括候补委员们来庐山开会。被邀请的人数，恐怕不到法定的人数。有的人该来开会，又不让他参加。据包惠僧回忆，“邓演达到南昌，蒋介石认为他有赤化的嫌疑，把他扣留在南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演达很敏感，他知道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会议不要他参加，必然是商量如何对付武汉的问题，他既然是武汉主要责任人，他不能落到蒋介石之手。蒋介石到庐山前，要邓演达在南昌等他回来商量河南进兵问题。邓演达看到蒋介石的异心，设法溜回了武汉。当时武汉方面，已传闻邓演达被扣”。郭沫若也在回忆文章中复述了邓演达化妆脱险的情景。邓演达从南昌脱险回汉，1927年2月9日，正月初八出席了武汉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成立行动委员会，提倡执行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职责。
蒋介石一生对其属下，比较器重其才又时时防范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白崇禧。
在武汉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同时，蒋介石主持的牯岭二月会议也正在举行。与会代表仍被安排住在仙岩饭店，冬季的庐山气候潮湿，一降温，山上就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竟和蒋介石腊月上山时一样。“玉阶一夜留明月，金殿三春满落花”。武汉有些委员没有来庐山。
这次会议，谭延闿上来了，开会他不说话不谏言，像个活菩萨，在牯岭留下一张雪景一首诗。
《牯岭》
苏黄朱陆不到处，涌现楼台忽此山。
无数峰尖云海里，岂知培楼在人间。
宋子文、何香凝、戴季陶、朱培德等也抱着善良的愿望上山开会了。会议“驱鲍”主题揭开后，给与会者的直觉是失望。据和黄郛一起上山的沈亦云（黄郛妻子）回忆：
一日大雪纷飞，戴季陶对何香凝说：“你看，外面正下着大雪，国民党要亡了，老天爷在给国民党戴孝。蒋先生这样待我们，我只好殉友了。”何香凝当即反驳，“我们要殉国，不要殉友。我们不能驱走鲍罗廷。”对张静江、蒋介石提出的驱鲍提案不少人是有看法的，但会议主流已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