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场对卡塔尔。中国队先进了球。那次惊天动地的欢呼形成了最强烈的共振，大家全都跳起来，相互撕打。要知道，那年头还没工业化，又是夏天，许多同学都被扯出了老娘缝制的大花裤衩。
再熬几十分钟，就可以走向意大利啦！这时，我这个不怎么懂球的人突然冒出了一句：“坏了，不会像阿联酋那场吧？”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预感，但马上，黑色三分钟就再次降临了。一堆汗津津的男人的大手挥向我。
我急忙逃出去，回到自己宿舍，一帮男人追着要来打我或打点儿什么，却被邻室的老方拦住。他是保送生，公认我们年级智商最高的，拿出一张写满了数字的纸，告诉大家，经过他的精密计算，即使这场球中国队胜了，还是出不了线。大家哪里听得进去这个？开始骂骂咧咧地四处找瓶子。老四遍寻不遇，把老二还剩四分之一强的醋瓶给摔出了窗户。老二便顾不上骂中国队了，开始埋怨以后怎么吃饺子啊。
到1997年的十强赛时，我已经离开校园，满腔的怨恨得不到发泄，只能看报纸，从愤怒的铅字中得到一些平衡。记得那时有一张《西藏青年报》，编辑部却是在成都，全张报纸印成黑色，字呈反白，一摸两手黑，要看的话需要把瞳孔缩成猫眼，但骂得那个痛快啊。我怀疑，这份报纸的发行量至少是个六位数。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却有些感谢中国足球。老百姓过得挺憋屈，有个足球能让大家泻泻火，其实是件好事儿。按照传播学的观点，社会舆论其实就是个出气孔，不让老百姓出这口气，那可不行。
纸媒风云
世界杯似乎是属于电视的，但也是属于报纸的。在世界杯期间，各家报社不整些专版专号专刊之类，是说不过去的。我得说，几届世界杯下来，中国报纸的发展沿革之路也清晰可见。相较电视转播，技术革命的烙印在报纸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我在《长江日报》社实习。球还没踢，报社就把记者派了出去。派到哪儿去？你以为是意大利吗？错，是深圳。干什么？那里可以看到当天的香港报纸，记者剪下几块，用传真机传到报社，就成了“本报特派记者专电”。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版权意识近乎于零，看到有用的，当然是拿来就用，也没觉得有什么理亏。
派去干这个差使的，是如今《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李鸿谷李大人。除了剪报，李大人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看电视写稿子。那时中央电视台的人还很愚昧，以为一场球赛就是九十分钟的事儿，裁判终场哨声一响，就急忙与观众说再见。而香港的电视台，播放的则是包含台前幕后情景的足本。那天意大利惨遭阿根廷淘汰，我兀自惆怅不已，李大人来了电话，说他那边的电视里还在转播，两个意大利美女在屏幕上哭啊。我恨得直想把眼前黑漆漆的电视砸了。
八年后，法国世界杯开踢，我正在北京流浪，应邀去《生活时报》打一份短工，就是操练《世界杯快报》。由于时差问题，许多上班族看不了黎明前的那场球，于是能够报道那场球的早报就有了市场。我们一干人等，足足熬下三十多个通宵，使这张《世界杯快报》真正“快”了起来。这时，许多报社已经有钱派记者去法国了，却大多对互联网茫然无知，而我已经有了一年多的网龄，坚持让报社配备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更巧的是，法新社为了市场推广，免费让我们使用他们的比赛图片。要知道，国内有数码相机的报社还并不多，能够通过网络传图片的，更是微乎其微，而我们却能在比赛结束半小时内，下载到高度清晰的现场图片。饿滴神啊。
网络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我的师弟坐阵在家，他外语又好，网络又精通，能够在第一时间将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情况给整出来，然后mail给我。这可比只会发传真、抄当地报纸的前线记者好使多了。我们也给他按了个“本报法国特派记者”的名分，为显得真实，还给他起了个俗气的名字：赵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