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排除经济风险，严格控制预算，康伟率领队伍进行了多次科学论证，最后决定膜结构承包人不能公开招投标，只能谈判竞标。
采用国际竞争性谈判方式是招好棋，但康伟说了不算，必须让国家计委重新发文，偌大的国家部委重新发文谈何容易？康伟亲自带队多次找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苦口婆心地说明购买ETFE膜不能公开招标的原委，然后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告诉国家计委改招标为邀标。
招投标是中国的独创，其初衷是营造良好的竞争氛围，确保阳光工程。公开招投标对康伟个人没有任何风险，坐那儿等结果就行了，天塌下来有政府招标办顶着，但承担巨大风险的是奥运工程项目。如果改为邀标，那么他就责任重大，出了事儿吃不了兜着走，谁让你出邀标的馊主意？事关重大，康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千钧一发之际，康伟得知国家计委的主要领导马凯、刘志要出差，人已经去了首都机场。他马不停蹄赶到首都机场，将连夜写好的报告递交给马凯，向他详细说明了招标与邀标的利害关系，马凯听了汇报，当场批文下发。
拿到了国家计委的令箭，康伟就请3家德国公司分头来北京谈判。这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奥运项目，决不能出丑闻，要在公平、公正、合理上下功夫。3家公司都报出了价格，最低的报价也远远高于国家计委限定的亿元。康伟喝过洋墨水，多年的外事工作经验使他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原则，德国人办事认真，讲究诚信。他亲自向每个公司的招标人详细地介绍情况，爽快地摊牌：你们要想中标要做好准备，我们的成本控制目标是有的，膜结构的产品质量是不能降的。你们竞标这次可能不赚甚至赔钱，但将来前途无量，因为水立方是世界上最大的膜结构建筑。我明确告诉你，我和上一家公司谈过了，他们要价亿元，超过了我的成本控制目标。你们出多少钱？你们报个价我还要和第三家谈，你们的产品质量都不错，最终选择谁当然要看报价。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谈判最忌讳把底露给人家。这种直肠子不是二百五吗？精明的康伟何尝不想留一手？但国家计委批给他的钱只能使他彻底摊牌。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这种逆常规而动的谈判方式对付中国人不灵，可与西方人打交道，兴许会灵验。德国人不喜欢拐弯抹角，偏偏喜欢这种直肠子，纷纷做出回应。
在康伟的智囊团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吕静。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山东姑娘是水立方负责成本预算的副总经理，也是一个精明的管家婆。2004年底，康伟曾经派她到这些公司所在的德国大本营考察，洽谈采购ETFE膜的业务。吕静认真地审阅德国公司的竞标文件，仔细地看有没有下套、埋包袱，发现德国FOILTEZ公司的回标对商务条款的回应很好，没有埋地雷。相比以往有的公司低价中标，高价结算，这家公司的回应更有安全感，她对其做合理的成本分析，对产品质量心中有数后，打算选择这家。她是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工民建专业的高才生，一直从事建筑经济工作，是成本控制管理造价工程师。她给康伟写了份报告，自以为写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份报告康伟整整改了7遍。她深深地感到康伟不愧是学经济出身，对工程预算是内行，在他身边工作，你不能有丝毫马虎，必须有三头六臂。
康伟走马上任时，上级让他签责任书：“奥运场馆出了问题就地罢免。”他有点不高兴，干不好了就地罢免，难道干好了就地升迁吗？每当他不愉快时，他就想起了童年父亲对自己的教诲：“你要记住，人这辈子只要努力了就行，不一定非要达到目的。”
康伟是个拼命三郎，整天忙得团团转。他每个月的手机费在1200—1500元左右，有时候打到下午，耳朵都嗡嗡响。超负荷的工作把他撂倒了，他发起高烧。大伙儿把他送到医院输液，谁知他输完液拔出针头就赶往工地。别人好说歹说他也不听，还振振有词：“现在正是抢工阶段，我这个董事长怎么能躺倒呢？”
竞标文件评审之后就进入技术评审阶段，技术不可能和商务搅和在一起，一定要搞清搞透搞深。经过水立方团队公正公开合理的评审，敲定了德国的FOILTEZ公司。康伟机智地对FOILTEZ公司的代表说：“你们公司生产的ETFE膜不错，我们打算买。但你们一定要把价格再压下来。我们买的量很大，你们虽然这次可能没有多赚钱，但我们是首次使用这么大量膜的奥运会场馆。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国，其广告效应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