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看，战胜“无力感”，似乎成了我那时每天的“折磨”。这感觉糟透了。真的。这感觉糟透了。但有时，为了让身边的人快乐，我会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使工作过程变得轻松和享受，但对于一个心灵有细菌的人来说，这任务并不轻省，每个笑容我都得附上额外的余力。
我开始确认，压力临近边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并不快乐。
劬劳。那个时期的我。身心如果尚有余下什么的，就只是一堆劬劳。
有时，望着化妆室内的自己，我会有股冲动想快速逃离现场，蜷缩到华山路的被窝之内，不发一言，像只受挫的小猫，捍卫我那仅余的生存力气。
又记得某大清早，剧组人员分派早点，当时上海气温只有一两度，大伙儿群聚在道具屋内，吃的吃，聊的聊，依旧是一堆闷棍枯燥的家常便话。我静静地坐着，很冷。望着道具楼房的屋顶，我突然感到一种凶猛的孤独。每个人手上的那碗滚热早点，仿佛嘲笑着我的疯狂节食。我忽然问自己：“我有多久没吃饱过？”“为什么我连吃饱的卑微权利也没有？”“我有善待过自己身体吗？”干吗那天的早饭特别幽香和引诱！！！不。不。不。那口早饭于我来
说太过危险，十足一口毒药，吃不得。我早已习惯挨饿，胃部于我来说，仿佛是身体上多余的器官。吃饭于我来说是罪不可恕的奢侈。那个清晨，我确实特别感伤，为的不仅是那口吃不得的热饭，更是为了我经年累月渐渐失去的快乐本质。我思考着：
如果人生只是不停地“榨干自己”来取悦成功（就）、取悦别人，这种人生能为世界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价值？
“一切值得吗？”
“难道只有成就才能撑起一个人的价值？”
“人的价值是？”
更重要的是：“我快乐吗？”
当时的我，并没急于在这道具屋里揪出答案，但我清晰知道我是逃避不了的，迟早要为这堆问题寻找真相。
生命的真相。
人生价值的真相。
总有一天，我会落实揪出答案。
拍摄的那段时期，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我喜欢倒在华山路的大厅，瘫睡至天亮。每天跟那要命的无力感搏斗十多个小时，这是我最松弛和释放的时间，我不用伪装什么精力不尽、力大无穷的样子，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呈现我内心的疲惫（无力）。我那时最爱把两腿伸进苹果绿的羽绒大衣两袖之内，把自己整个人包裹得似要进行火化的尸身。这是我当时唯一感到安全的小城堡。
拍摄电影的场地有时极其狭小，人却是一大堆，狭小的空间加上狭隘的集体话题，有时确实让人有股窒息。音乐成了我任何时段最好的安慰和支持。我记得我会疯狂和重复播着Gwen Stefani的Running。“Running, Running, hold my hand”这些歌词仿佛一直鼓舞着乏力的心，继续前进。
生有时，死有时，快乐有时，“休息亦有时”。拍摄到达中期，就在某个下午，化妆师一边为我上妆，我静静地，被动地坐着。我冷静地下了一个决定：我要休息。
随即亦为自己定下一个日期：《长恨歌》之后。
就这样，我跟自己立了这个（休息）小秘密。但却没想到这个长休竟成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多得的改变（造）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