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弗里德曼并不相信IMF或世界银行：它们是大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细微讯号的典型例子。但很讽刺的是，有一条隐形的输送带，把芝加哥男孩送到这两家机构坐落在华盛顿特区十九街庞大的总部，让他们在那里担任许多高级职务。
主持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的哈伯格，经常吹嘘有许多他的学生在世界银行和IMF担任高级职位。“有一度世界银行的四位区域首席经济学家都是我在芝加哥的学生。其中一位西洛斯基（Marcelo Selowsky）担任新成立的前苏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是当时整个世银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职位。结果呢？他后来又被我另一个以前的学生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取代。看到这些人出头真的很棒，我以培养他们成为经济学家为傲。”另一位明星是罗瑟（Claudio Loser），他是197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阿根廷人，后来担任IMF西半球部主管，是处理拉丁美洲事务的最高级职位。芝加哥派也占有IMF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第二高级的首席副总经理，以及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以及非洲部资深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可能在理论上反对这些机构，但在实务上，没有别的机构更适合执行他的危机理论。当许多国家在80年代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它们除了向世界银行和IMF求助外别无选择。然而当它们这么做时，却撞上一堵正统派芝加哥男孩的墙，而这些芝加哥男孩被训练成不把经济灾难视为该解决的问题，而是用来开辟自由市场新领土的大好机会。危机机会主义成了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指导原则，虽然这背叛了它们创建的宗旨。
和联合国一样，世界银行与IMF是国际目睹二次大战的恐怖而创立的。为了不重蹈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心脏地带兴起的覆辙，世界强权1944年在英国新罕布什尔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开会，以创立一个新经济架构。由43个初始会员国资助成立世界银行和IMF，被赋予明确的任务，就是预防未来再发生导致德国威玛共和倾覆的经济震撼与崩溃。世界银行将提供长期发展投资，以协助国家摆脱贫穷，IMF则扮演全球性的避震器，协助推动可减少金融投机和市场动荡的经济政策。当有国家出现即将陷入危机的迹象，IMF将立即介入提供稳定援助和贷款，在危机发生时加以化解。坐落在华盛顿同一条街对面的两个机构，将协调彼此的措施。
率领英国代表团的凯恩斯相信，世界终于认清若放任市场管理自己将会带来政治灾难。“过去很少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凯恩斯在会议结束后说，但如果国际金融机构坚守创立的宗旨，“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IMF和世界银行并未履行这种全球一致的共识；从一开始它们就未像联合国大会那样以“一国一票”的基础分配权力，而是根据各国经济的大小--这种安排给美国实际上有权否决任何重要决定，其他权力则由欧洲和日本掌控。这表示到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掌权时，他们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府实际上能支配两个机构以达成他们的目的，迅速地增强它们的力量，并转变成推进政商十字军的主要工具。
世界银行和IMF被芝加哥学派殖民，大体上是一个暗中进行的过程，但1989年威廉森揭示他所称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后，使这个过程转为台面化。威廉森说，这个共识是两个机构认为维持基本经济健康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一致接受的中心思想”。这些表面上属于技术性和中立的政策，赤裸地包含了像“国家企业应私有化”和“应去除阻碍外国公司进入的障碍”之类的意识形态主张。当政策清单拟出后，内容完全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这个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威廉森说，这是“华盛顿当权者敦促拉丁美洲”实行的政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最后一个反对此种新正统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写道：“凯恩斯如果看到他的结晶沦落至此，他会从坟里爬出来。”
世界银行与IMF的官员在拨贷款时向来会提出政策建议，但在80年代初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走投无路让他们把这种建议转变成激进的自由市场要求。当遭遇危机的国家向IMF要求打消债务和紧急贷款时，IMF便提出全面性的休克治疗计划，其规模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起草的“砖块”，以及在玻利维亚桑契斯的客厅所拟订包含220项法律的命令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