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在1983年首度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在后续的20年间，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必须从上到下翻修经济。在整个80年代为拉丁美洲和非洲设计结构调整计划的IMF资深经济学家布德夫（Davison Budhoo）后来承认：“我们从1983年以后做的每件事，都是根据让南方‘私有化’或者任其灭亡的新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1983年到1988年我们可耻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制造经济动乱。”
尽管采取这种激进（且获利相当可观）的新原则，IMF和世界银行向来宣称所作所为是为了协助稳定。IMF的正式宗旨仍然是预防危机--不是进行社会工程或意识形态改造--因此必须以稳定作为表面的理由。实情是，国际债务危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有系统地利用来推动芝加哥学派的目标，且无情地以弗里德曼的休克主义为手法。
虽然常使用经济术语表达，且局限在专业论坛和供“技术官僚”同事阅读的刊物，但世界银行与IMF的经济学家当时就承认有这种情形。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知名哈佛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描述整个“结构调整”计划的建构就是一个巧妙的营销策略。他在1994年写道：“我们必须肯定世界银行发明并成功地营销了‘结构调整’的概念，一个把个体经济与总体经济改革包装在一起的概念。结构调整被当成国家必须推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的过程来促销。对购买这套方案的政府来说，维持外部平衡与价格稳定的健全总体经济政策，以及决定开放（如自由贸易）的政策，两者很难区分。”
这个原则很简单：陷于危机的国家迫切需要紧急援助以稳定货币。当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与金融纾困包装在一起，这些国家除了接受整套方案之外别无选择。最聪明的部分是，经济学家自己知道自由贸易与解决危机毫无关系，但这种了解被刻意“模糊化”。罗德里克说那些话的本意是赞许。这种夹带包装不只迫使贫穷国家接受华盛顿为它们选择的政策，而且是唯一有用的方法--罗德里克有数字可以支持他的说法。他研究了所有在80年代采用激进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发现“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没有一个不是在严重经济危机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令人错愕的承认。在那段期间，世界银行和IMF公开坚称世界各国政府已看到希望，并体认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通往稳定、因而也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道路。然而华盛顿的机构内部却自己承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屈就于伪装的勒索：想要拯救你的国家吗？照单全收。罗德里克甚至承认，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结构调整方案的两大核心计划--与创造稳定没有直接关系。据罗德里克的说法，若有其他看法，那将是“拙劣的经济学”。
这段期间的IMF “模范生”阿根廷，再次提供了研究这种新秩序的好例子。在恶性通胀危机迫使阿芳辛总统辞职后，梅内姆（Carlos Menem）取而代之，这位庇隆主义者原本是一个小省份的省长，穿着皮夹克，留着络腮胡子，似乎强悍到足以挺身对抗影响力仍无所不在的军阀和债权银行。阿根廷历经长期暴力迫害庇隆党人和工会运动的痛苦，终于出现一位曾领导工会运动、承诺恢复庇隆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总统。当时许多阿根廷人欢欣鼓舞的心情，只有玻利维亚人在埃斯登索罗就职时可以比拟。
结果证明是空欢喜一场。就任一年后，在IMF的强力施压下，梅内姆展开一场“巫毒政治学”操作。梅内姆在选举时被视为反对独裁统治的象征，但一年后他指派卡瓦洛（Domingo Cavallo）担任经济部长，重新重用这位在军政府时期负责赦免大企业债务--独裁统治的告别礼物--的前朝官员。他的任命被经济学家视为“讯号”--一个不可能误解的指标，即新政府将重拾由军政府推动的政商统合实验。布宜诺斯艾利斯股票市场出现庆祝行情：在卡瓦洛任命宣布当天暴涨30％。
卡瓦洛立即要求强化意识形态，并延揽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门生，几乎政府的所有高级经济职位都由芝加哥男孩担任：曾在IMF和世界银行工作的央行总裁佛南德兹（Roque Fernandez）；曾为独裁政权效力的央行副总裁波乌（Pedro Pou）；央行首席顾问贵德提（Pablo Guidotti）则直接从IMF延揽过来，他是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穆萨（Michael Mussa）的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