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弗里德曼是“思想会带来后果”这个真理的体现。
--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2002年5月
人们被关进监牢好让价格得以自由。
--贾利安诺，1990年
有一阵子，南锥的罪行似乎真的可能被认定与新自由主义运动有关，使它在扩展到第一个实验室以外的地区前信誉扫地。弗里德曼1975年扭转大势的智利之旅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斯（Anthony Lewis）提出一个简单但爆炸性的问题：“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在智利只能以镇压的方式施行，它的作者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勒特里尔惨遭谋杀后，草根运动团体继承他的呼吁，要求智利经济革命的“思想建构者”应该为政策的人力损失负责。在那几年间，弗里德曼每次演讲都被人用勒特里尔的话打断，有几次他在接受表扬的场合被迫走厨房才能进场。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教授与军政府合作感到十分困扰，因此要求展开学术调查。一些学者支持这些学生，包括1930年代从法西斯欧洲逃到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汀特纳（Gerhard Tintner）。汀特纳比较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与纳粹下的德国，得出的结论是，弗里德曼支持皮诺切特就像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技术官僚。（弗里德曼反过来指控他的批评者为“纳粹主义”。）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都乐于以拉丁美洲芝加哥男孩创造的经济奇迹居功。1982年弗里德曼像骄傲的父亲般，在《新闻周刊》上洋洋得意地说：“芝加哥男孩……结合了杰出的思想与管理能力、信念带来的勇气，以及献身于实践的精神。”哈伯格曾说：“我对我的学生感到骄傲，超过我曾写的任何文章，事实上，拉丁小组带给我的光荣远超过我对学术文献的贡献。”不过，谈到他们学生创造的“奇迹”造成人力损失时，两人却马上认为与他们无关。
“尽管我强烈反对智利的威权政治体制，”弗里德曼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上写道，“我不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提供技术经济建议给智利政府称得上邪恶。”
弗里德曼在他的回忆录宣称，皮诺切特把头两年时间花在尝试自行管理经济，直到“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肆虐，且全球衰退引发智利的萧条，皮诺切特将军才转而求助于‘芝加哥男孩’”。这是公然窜改历史--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与军方合作，经济转型也始于军政府夺得权力的第一天。在其他方面，弗里德曼甚至宣称皮诺切特的整个统治--17年的独裁统治和数万人遭受酷刑--并非对民主政治的暴烈破坏，而是刚好相反。“对智利企业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确实在实现一个自由社会上作出了贡献。”弗里德曼说。
勒特里尔遭到暗杀三周后，一则消息打断了皮诺切特的罪行如何反映在芝加哥学派运动上的争论。1976年，弗里德曼以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原创且重大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利用诺贝尔颁奖演说的机会声称，经济学是严格和客观的科学学科，就像生理学、化学和医学，依据的是公正检验可得的事实。他轻松地忽略了他得奖的理论前提已被排队领救济品的人民、伤寒瘟疫和关闭的工厂，活生生证明是错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残暴到愿意把弗里德曼的想法付诸实行的智利政权。
一年后，另一件事重新定义了有关南锥争论的参考指标：国际特赦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因为它揭发智利和阿根廷侵害人权的勇气和义举。经济学奖实际上与和平奖互不干涉，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审查，并在不同的城市颁奖。不过，在旁观者眼中，两个全世界最受尊崇的评审委员会颁发两座诺贝尔奖，似乎作出了它们的宣判：酷刑室的休克应该被强烈谴责，但经济休克治疗应该获得掌声--两种形式的休克，借用勒特里尔充满讽刺的语句来说，是“完全无关”的。
“人权”眼罩
这堵思想防火墙被筑起，不只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政策与使用恐怖有关，部分问题也出在那些恐怖活动被塑造成狭隘的“侵犯人权”，而非具有明确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工具。这是因为70年代的南锥不只是新经济模式的实验场，也是晚进行动主义活动模式的实验室：草根的国际人权运动。在迫使军政府停止最恶劣的侵犯人权方面，这个运动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只专注在罪行而忽视背后的原因，却使人权运动反而协助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几乎毫发无损地脱离它的第一个血腥实验场。
这种两难可以回溯到现代人权运动诞生的时刻，也就是1948年采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时。这份宣言一经写出，很快就变成冷战双方各自攻讦的武器，指控对方是希特勒再世。1967年的新闻报道揭露，专注于苏联侵犯人权的杰出人权团体国际法学家协会（ICJ）并非自称的公正仲裁者，而是暗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国际特赦组织为自己拟定严格的公正原则：其资金将完全来自会员，并严格保持“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党派、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为了证明该组织不会利用人权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同时“接纳”三种良心犯，分别来自“共产国家、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是当时整体人权运动的标杆，其立场是：侵犯人权是全球一致认定的罪恶，本身即是错的，因此无需判定侵犯为什么发生，只要尽可能详细和可信地记录。
此一原则反映在记录南锥恐怖活动的方式。在秘密警察随时监视和骚扰下，人权组织派遣代表到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访问数百名酷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也想尽办法进入监狱，因为独立媒体被禁止进入，且军政府否认罪行，这些证词变成了原本没有机会写下来的原始历史文献。不过这些文献虽然重要，内容却有其限制：这些报告只记载了最令人厌恶的镇压方法，以及它们违反的联合国规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