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如何对待酷刑营里的小孩。联合国有反集体屠杀的公约规范，明确的集体大屠杀行为包括“采取意图阻止群体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强迫转移一个群体的儿童到另一个群体”。
据估计，有500名婴儿在阿根廷的酷刑营诞生，这些婴儿被立即纳入一个再造社会和创造新品种模范市民的计划。经过短暂的哺乳期后，数百名婴儿被卖给或送给大多与独裁政权有直接关系的领养夫妻。据辛苦找到数十名这些小孩的人权团体5月广场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领养的夫妻以军政府认定为“正常”和健康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价值教养这些小孩，而且从未告知他们的出身。婴儿的父母被视为病势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几乎都在酷刑营里遭杀害。盗窃婴儿并非出于个人罪行，而是有组织的国家行动。在一桩法庭诉讼中，1977年内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当作证据，文件的标题是“对遭羁押或失踪之政治与工会领袖，处理其未及龄子女的程序指示”。
阿根廷历史的这一章，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儿童遭大规模盗窃极为相似，这些原住民儿童都被送进小区学校，禁止他们说母语，并被责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类似的族群至上思维显然也在运作，其根据并非人种，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阶级。
政治杀戮与自由市场革命最明确的关联，要到阿根廷独裁统治结束四年后才被发现。在1987年，一队摄影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最豪华的太平洋购物商场（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惊骇地误闯一座废弃的酷刑中心。调查发现，在独裁统治期间，第一陆军兵团把部分失踪者藏匿在商场地下室；地牢墙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迹：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物区皇冠上的珠宝，是专为吸引国际消费而开设的明证。拱形的屋顶和精致的壁画，装饰了各式各样的品牌商店，从克丽丝汀迪奥（Christian Dior）、劳夫罗伦（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价格贵到绝大多数本地人买不起，但拣便宜的外国人却蜂拥而至，享受阿根廷币贬值的好处。
对了解本身历史的阿根廷人来说，这座商场代表的是可怕的记忆。就像更早的老式资本主义征服建立在该国原住民的大坟场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计划则建立在曾关过成千上万不同信仰者的酷刑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