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经验吸引在华府和圣地亚哥密谋推翻阿连德的人的注意，他们感兴趣的不只是苏哈托的残暴，还有一群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受教育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们被称为“柏克莱帮”（Berkeley Mafia）。苏哈托在铲除左派上成效卓著，但为他拟订印度尼西亚日后经济蓝图的则是柏克莱帮。
这与芝加哥男孩的相似实在太明显。柏克莱帮在美国读书是因为1956年开始的一项计划，赞助者是福特基金会。他们回国也建立一个忠实翻版的西方式经济学系，地点则是印度尼西亚大学。福特派遣美国教授到雅加达建立这所学系，就像芝加哥大学教授在圣地亚哥协助设立经济学系。福特国际训练与研究计划主任霍华德（John Howard）直率地解释：“福特觉得是在训练苏加诺下台后可以领导国家的人。”
福特资助的学生变成参与推翻苏加诺的校园团体领袖，而柏克莱帮在政变前也与军方密切合作，负责拟订万一政府突然垮台的“应变计划”。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对苏哈托将军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苏哈托对高层次的财政一窍不通。据《财富》杂志报道，柏克莱帮把经济课录在录音带上，让苏哈托在家里听。一位柏克莱帮成员得意地回忆，当他们会面时，“苏哈托总统不只是听，还做笔记”。另一位柏克莱毕业生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我们“对陆军领导阶层--新秩序的关键人物--提出处理印度尼西亚重大经济问题的‘食谱’或‘秘方’。苏哈托将军是最高陆军指挥官，他不但接受这份食谱，还希望食谱的作者担任他的经济顾问”。他确实这么做。苏哈托的内阁充满柏克莱帮成员，他把所有主要财政职位交给他们，包括贸易部长和驻华府大使。
这个经济团队在一所意识形态较不鲜明的学校受教育，因此不是像芝加哥男孩那种反国家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政府应致力于管理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经济，确保稻米等基本物资的价格人人负担得起。不过，柏克莱帮对想挖掘印度尼西亚丰富的矿产与石油的外国投资人极尽欢迎能事，尼克松因此形容印度尼西亚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奖赏”。他们通过容许外国公司独资拥有这些资产的法律，授予它们“税务假期”，以致在两年内，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铜、镍、硬木材、橡胶和原油--开始遭到全球各大矿业和能源公司瓜分。
对于在苏哈托的计划展开时正策划推翻阿连德的人来说，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是极为有用的对照研究。巴西人很少利用休克的力量，他们等了数年才展现对残暴的兴趣。这是几乎致命的错误，因为那给了对手重新集结的机会，甚至形成左派的游击部队。虽然军政府设法扫荡街道，但反对势力头迫使它减缓经济计划。
另一方面，苏哈托证明，如果及早采用大规模镇压，国家将陷入某种休克状态，抗拒必须在还没发生前就加以铲除。他利用恐怖如此无情，甚至远超过最糟的预期，以致那些几周前还集体呼吁国家独立的人，现在都吓得把所有掌控权交给苏哈托和他的心腹。在政变那段期间担任中情局行动部高级主管的麦克基（Ralph McGehee）说，印度尼西亚是“典型的运作手法……你可以追踪所有重大血腥事件的源头，从华盛顿一路到苏哈托上台。这种手法的成功意味着它可以一再重复使用”。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重大教训是，在政变前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伙伴关系。由于他们已准备好在新政府担任高级“技术官僚”，并且已让苏哈托接受他们的世界观，政变所达成的不只是去除国家主义者的威胁，它还把印度尼西亚转变成全世界最欢迎跨国公司的环境。
罢黜阿连德的势力开始逐渐累积，圣地亚哥街头的墙壁开始出现怵目惊心的警告：“雅加达来了。”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 y 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 del 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提供该协会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提供资助）主席萨恩兹（Orlando S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兹表示，另一部门将“拟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萨恩兹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一个新办公室。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