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1919年4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理科学长秦汾君因已被任为教育部司长，故辞去代理学长之职。适文科学长陈独秀君亦因事请假南归。校长特于本月八日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务长一人，投票之结果，马寅初君得四票，俞同奎君得三票。马君当选为教务长。惟马君现奔丧南归，未到校以前由俞君代行职务。”
所谓陈独秀因事请假南归，其实是蔡元培等人的善意谎言，他们所要掩盖的恰恰是奔丧南归的马寅初被选举为教务长、并没有南归的陈独秀被变相免职的暗箱操作。
1919年4月11日，汤尔和在日记中留下了陈独秀没有离开北京的确凿证据：“五时后回寓，……途中遇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9
在此之前的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就是在汤尔和家里，与浙江同乡马叙伦、沈尹默等人，秘密商定免除陈独秀的学长职务的，其罪名恰好是蔡元培此前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中谈到的“以纳妾狎妓为韵事，……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汤尔和在3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说：“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
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在致胡适信中回忆说：“八年三月廿六之会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
蔡元培逝世后，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对于当年的情景另有回忆：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10
在傅斯年的心目中，是把蔡元培当成“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的完美形象加以歌颂的。现实生活中的蔡元培其实并没有如此神圣美好。相比之下，钱玄同在1919年1月7日的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午后到大学，半农、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京了。关于所说“整顿文科”的事，蔡先生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让独秀做教授。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我。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我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这个办法我想很不错。11
傅斯年所说的“两谋客”，就是年纪较大的汤尔和与年纪较小的沈尹默。他们对于陈独秀及其安徽同乡胡适的攻击，除了陈独秀本身道德信用的缺失之外，还包含有乡党派系的因素。对于“两谋客”的所作所为，以及陈独秀的离开北大，胡适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信中评论说：
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在1936年1月2日夜写给汤尔和的另一封信中，胡适所展现的依然是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他自己，与并不具备这种核心价值观的陈独秀等人的原则区别：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时尹默诸人，正犯此病。……我在国中的事业“为功为罪”，我完全负责。我从不曾利用过学生团体，也不曾利用过教职员团体，从不曾要学生因为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我的罪孽决不在这一方。至于“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最大的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
细节决定历史，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浙江同乡蔡元培、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于1919年3月26日晚上召集的一次秘密会议，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个人命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被称为“某籍某系”及“法日派”的李石曾、易培基、鲁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等人，与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及“英美派”的胡适、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西滢、李四光、丁西林、高一涵、张慰慈、王星拱等人的派系之争，也与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直接相关。
本文选自《温故（十七）》之“陈胡的联合战线与核心价值”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