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凤清于老凤声—也谈赵叔雍（5）

 　　雏凤清于老凤声—也谈赵叔雍（5）
　　
　　1961年8月8日凌晨，梅兰芳在北京辞世。当时远在新加坡的赵叔雍在得知消息的第二天，用苏东坡赠息轩道士韵写了一首古诗悼念他，诗云：“投老隐炎陬，为欢忆少日。乌衣识风度，壮齿未二十。朝朝会文酒，夜夜巾车出。我甫欲南征，细语别楼隙。凡兹不胜纪，一掷拼今昔。忍哀对遗影，犹似虱歌席。成连嗟入海，风雨徒四壁。”赵叔雍在《世界艺人梅兰芳评传》文中，还说：“我以前写过不少梅先生的记载，很多是他的身边琐事，爱看的人，说写得很有趣味，不爱的人，便说不谈梅先生的剧艺，只谈他的生活，无聊之至。他们又哪里懂得我的用意，原在列举各种材料，供给人家研究梅先生的修养的用处呢。我敢再说一句，凡是治现代史的人，对于研究对象的重心人物，实在应该这样做去，才有成绩。不要尽凭大人物有些‘违心之论’的演说和开会演说时‘装腔作势’的镜头，来下批评，在他们，那些根本是一部分的业务，正和梅氏的舞台演出一样而已。”
　　
　　赵叔雍在抗战中附逆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有论者指出，杨杏佛（铨）和赵叔雍是郎舅至亲，杨被刺身死，叔雍颇受刺激，因而他于抗日期中竟参加了汪记伪府。对此金雄白认为：“叔雍的参加汪政权，我也不以为是为了受他的姊丈杨杏佛受刺的剌激。沦陷区的惨状是他目击的，汪先生与竹君先生是故知，而与他又为吟友，公谊私情，又以他不羁的性格，遂以‘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的身份而参与此历史上悲剧的一幕。最初，汪先生在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复刊时，他列名于评论委员之内，以后陈公博出任上海市长，由他登任秘书长，书生从政，应付上有时会欠于圆滑，有人所求不遂，曾出之以中伤之举。事实上他的出佐公博，秘书长的职务不过是表面的，公博建立电台联络军人，以与重庆暗通声气，知之而又助之者即为叔雍，所以公博在狱中所写《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按为顾祝同）和何柱国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按指一九四五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叔雍名），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云云，足证叔雍之参加汪政府，并不是由于私人的意气。”
　　
　　金雄白又说：“叔雍于一九四四年冬，继林柏生之后而出任宣传部部长。那时汪氏已病逝日本，公博继任主席，宣传部在汪府中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大约经公博与佛海共同商量而始决定任命的。那时我正在上海主持《平报》社务，有一天晚上，我到佛海上海居尔典路的沪寓，不料高朋满座，陈公博、梅思平、岑心叔、罗君强与叔雍等都在，佛海忽然笑着对我说：‘叔雍将主管各报社而出任宣传部长，你们是老友，你要不要向他表示欢迎道贺之意？’我听到了这一消息，觉得有些突然，而且我以为以词人而担负行政工作也并不相宜，因自恃为故交，我过去拉了他一下袖角，拖他到无人的屋角，轻声的对他说：‘不久将酒阑人散了，你又何苦于此时再来赴席？’叔雍却还是他那一副吊儿郎当的习性，他却笑笑说：‘你比喻得并不当，我是一向坐在桌边在看人家打麻雀，此时八圈已毕，有人兴犹未阑，而有人起身欲去，我作壁上观久矣，三缺一，未免有伤阴骘，何苦败人之兴，就索性入局，以待终场。’他的一生行事，不论巨细，也总是显出他游戏人间的名士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