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
一个好的文化范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启蒙。就像那位学生问的:“可不可以不死?”当“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时候,思考才会有平衡。在司马迁的时代,还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是为什么到了宋元以后,死就变成义无反顾的,好像唯有死能成为戏剧的终结,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悲壮的死。
美感教育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改变,在一个受欺凌、受压迫的环境中,反弹出这样一个东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个欺凌和压迫应该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设下一代不再有这样一个压迫的时候,是不是要持续这种教学?会不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个政治比较民主,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他读到这篇文章,是应该要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
死亡毕竟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虽然“孔曰成仁,孟云取义”,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可是这个条件设定,也可能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愚弄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何其荒谬的结局吗?
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义”的时候,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譬如后来编入国文课外教材的《与妻诀别书》,作者林觉民说,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他愿意去死,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当“悲壮性”变成一种假设时,就会产生荒谬。
明史是我最不敢读的一段历史,太监、锦衣卫压迫知识分子到一种惊人的地步,他可以用沙袋,把人压到全部内脏从嘴巴里吐出来。但是知识分子反太监,却不反皇帝,他明明是个昏君,放任锦衣卫去凌虐大臣,这个君应该要被质疑,可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知识分子在濒死的时刻,还要去拜那个君?而我们还要在教育系统中,让下一代继承这样的愚忠吗?
官学阴影尚未解除
明朝万历年代,在徐渭、张岱的晚明小品里面,已经有一点启蒙运动。他们提出了性情,提出了诚实,提出了对自己生命的忏悔。最有趣的部分是徐渭、张岱都有写墓志铭的习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所有人写别人的墓志铭都吹捧到完全作假,所以他们就自己写自己的墓志铭。张岱的墓志铭是我最感动的,他写他自己好美婢,好娈童,然后近冥亡之际忽然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那种悲凉……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卢梭《忏悔录》的形态,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太敢面对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还要去维护一个作假的官学传统?
教科书开放多元化,没有一致的版本,是一个进步,但是它把官学的权力释放后,并没有开出各色不同的花朵,开出来的花还是很接近,也就是官学的阴影还没有完全解放。现行教材中,可以提供思考的文字还是非常少。
当我读到梁启超的《心灵论》时,发现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东西,是作为一个现代国民、世界公民的概念,他引述东西方经典,建立一个开阔的世界观,他认为,如果不经过改革,我们将会失去世界公民的资格。梁启超在五四时代就提出这样的见解,可是到现在我们仍然做不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现在比五四时期要开了倒车。
在本书后面第六讲谈到神话的起源时,我特别强调,神话本身是一个起点,因为神话里面包含了幻想跟科学,这两个看起来极度矛盾的人类创造力--科学是一种创造力,幻想也是一种创造力,并都以神话为起点,就像一颗种子,很适合放在低年龄层的教科书里面,让孩子能保有这两种可能性,将来他可能会走到比较理性的科学,也可能是比较幻想的艺术。重点是,我们必须准备好这颗种子,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栽种。
不知道一般人会不会同意,在某一个意义上,我觉得老子和庄子的东西,启蒙性是比儒家的东西还要大的,因为孔子已经定位在人了,可是老子和庄子是定位在天,天本身是比较接近神话的。我很喜欢庄子讲的“浑沌”,浑沌是一个不清楚的东西,当浑沌从不清楚到清楚,其实就是创世记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孩子读到浑沌这个寓言,想象一团庞然大物,像微生物,也像生命基因那种胞胎的存在,或者是草履虫、变形虫的形状,因为浑沌是没有定形的,我们的生命都从浑沌来,后来有人说要感谢浑沌,要给它七窍,每天给它一窍,七天以后,浑沌就死了。这和《创世记》的七日创造天地刚好相反,耶和华是七日之后越来越清楚,庄子的创世记则是七天以后,浑沌死了。
庄子的意思是,只相信科学,人最后就会死亡,应该要有一个对浑沌更大的理想,就是现在说的不可测的理论,或者黑洞理论,或者“测不准原理”。在台湾学理工的人会讲“测不准原理”,却不知道这个西方理论根本就是在讲“浑沌”。西方科学已经发现科学的极限,发现科学不够用,反而是老子、庄子有很多思想是非常近于尖端科技的观念,而像作曲家约翰·凯吉(John Cage)这些在西方受高科技影响的艺术家,也都在讲老子跟庄子,他们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发现里面有最了不起的观念,如庄子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其实就是更符合于今日科学的态度跟方法。
为什么教育不能够从这样的起点开始?而且老庄的神话又是真正的“国文”,我觉得,在国文教学中多一点让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过程,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