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２）

 　　一边教学，一边笔耕
　　
　　1943年夏，谢冰莹从西安来到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日寇投降后，她高兴地赴汉口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及《华中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了幼幼托儿所。1948年夏天，谢冰莹来到沈阳寻找写作素材，但到了山海关因铁路被毁坏而无法往前走，好容易从山海关到北平，这时远在台湾的梁舒来信，称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聘请她去当教授。于是谢冰莹便积极筹划赴台之事。她的先生明达（贾伊箴）起先反对，最后还是同意了。她先到上海，住女作家赵清阁家。8月下旬离开上海，谢冰莹带女儿莉莉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2段4巷18号，丈夫和儿子暂留北平，不久也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谢冰莹虽称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政治却主动找上门来。1950年5月4日，她出席了官方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还和有名的右翼文人张道藩、陈纪滢、王平陵等十五人一起当选为该会理事，并成为当时所谓爱国小说家之一。1955年5月5日，“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成立，发起人有苏雪林、谢冰莹等三十二人。该会于1969年4月20日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谢冰莹仍是该会的台柱人物。
　　
　　谢冰莹的文艺观比较守旧。60年代初，新锐女作家郭良蕙在《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连载长篇爱情小说《心锁》，由于大胆地描写了性心理，苏雪林便以卫道者身份著文斥《心锁》为“黄色小说”。谢冰莹也在《自由青年》第337期发表《给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开信》。在此信中，不仅指责《心锁》的“黄色”，还攻讦郭良蕙在“搔首弄姿”，还说她“发了财”。苏、谢的文章均是“妇女写作协会”受少数人操纵、导演出来的女作家攻击女作家的一场闹剧。后来，“妇女写作协会”干脆开除了郭良蕙的会籍，然后向“内政部”提出检举书，“内政部”便据此查禁了《心锁》。谢冰莹在这里起的作用无疑是负面的，不利于作家的自由探索。
　　
　　到台湾后，谢冰莹另一个变化是由不迷信鬼神到向佛门皈依。在1956年拜师后，她还取了“慈莹”的法名。促使她信佛的背景是：1954年，谢冰莹为《读书杂志》写长篇小说《红豆》，当连载到第3期时，难以为继，只好暂停。由此她忽然想起有求必应的观音菩萨，于是虔诚地带了日用杂物到庙里居住。向菩萨叩拜后，她受阻塞的灵感便畅通起来，一夜之间就写了五千多字。由于在庙里多住了几天，连载小说终于完成。乍看起来，这个故事有点玄，其实是由于作者换了一种创作环境，在庙里摒弃了一切俗事的干扰，灵感之鸟才向谢冰莹重新飞来。但谢冰莹并不这样看。她把这个故事描绘得栩栩如生，并更坚定了她“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看法。她为了表示对宗教的热衷，特地在家里请了尊观世音菩萨像，以便每天膜拜。即使是桌上摆的白银小塔，也不忘放来自印度的舍利子。由于对佛教耳濡目染，她便开始改写佛经故事，这方面的书有《仁慈的鹿王》、《善光公主》。
　　
　　谢冰莹一边教学，一边笔耕，终于迎来了创作丰收，仅散文就出版了《爱晚亭》、《绿窗寄语》、《故乡》、《作家印象记》、《梦里的微笑》、《我的回忆》、《生命的光辉》。小说则有《红豆》、《圣洁的灵魂》、《雾》、《碧瑶之恋》、《离婚》、《空谷幽兰》、《在烽火中》等多部。另还有传记、儿童文学以及论文集。50年代她还到马来西亚、菲律宾讲学三年，并出版了《冰莹游记》、《菲岛记游》、《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
　　
　　谢冰莹在教书育人上称得上模范教师。还在1946年，她就在北平女师大教“新文艺习作”。隔了两年后，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除教国文课外，她仍教这门课。在师范院校开“新文艺习作”，远没有开古典文学及训诂课程地位高。谢冰莹开这门课，还是力争到的，以后还由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这倒不是因为谢冰莹本人是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而对此课有偏爱，而是她认为“国文系”过于死气沉沉，应通过新文艺一类课程增强它的生命力。
　　
　　谢冰莹来台后，所做的正是新文艺的播种工作。她在课余指导学生把新文艺习作编成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青青文集》，后来又和学艺委员会一起编了一本全校性的文艺创作专集《摘星的季节》，此两本书均由谢冰莹和出版社联系交涉，因而入选的习作还有稿酬。这种做法在60年代的国文系虽非“绝后”，但却是“空前”的壮举。
　　
　　谢冰莹一直认为，文学教育是美育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除了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欣赏兴趣及创作才能外，还可陶冶高尚的情操和完美的人格。她在师大工作期间，培养了一小批像秦岳那样的作家。正因为她在大龄学生求学期间，关心他们的学业、写作和婚姻，离校后又关心他们的工作、家庭和子女，故秦岳等人一辈子都不敢忘记谢冰莹的辛勤哺育之恩。
　　
　　谢冰莹在台湾师大除忠于本职工作外，还在校外担任辅导工作。当在耕莘文教院任职的喻丽清找她开散文课或担任散文比赛的评审委员时，她总是用一半是教授一半是慈母的笑脸相迎。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教起课来十分投入，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故学生都非常喜欢她，常到她家去串门，喻丽清也乐意找她帮忙。如果哪个文友生病住院，她一定会去探视。1964年，她在报上看到王平陵患脑溢血住院的消息后，心里万分不安，在下课后连忙到台大医院去看昏迷不醒的王平陵。后来得知王平陵去世，她特地写了《王平陵先生之死》一文，其中感慨万千地说：
　　
　　凡是文人都有一个相类似的下场！穷，病，死！
　　
　　可是谁又想到平陵死得这么快，这么惨，这么可怜！
　　
　　这种感慨岂止是对王平陵一人而言，又何尝没有对官方不重视、不关心老作家命运的一种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