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３）

 　　胡秋原解放后离开大陆的原因
　　
　　“自由人”本是不在政党领导下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文人要完全自由到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况且文艺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因而胡秋原的“自由人”的文学身份到大陆解放前夕往政治方向上发展，以至湖南省主席程潜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曾和胡秋原密议“在国共之外，成立一个新党，提出一个新的主张，新的号召”。鉴于胡秋原为程潜竞选“副总统”时出过力，故他对胡十分信任，希望这个新党由胡秋原出面组织，程潜可以拿出自己的地盘、兵力全力支持。胡秋原也曾有意弄一个这样的组织，联合湘、鄂、赣、江、浙五省力量和中共作最后的较量，不过他感到“临危筑堤，为时已晚”。即使成立了，不但共产党会全面攻击，而且南京和桂系也会反对。因而胡秋原写了一封措辞极为诚恳的信给程潜，谓“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况他“才望不足，深恐有负知许，感愧何如”，云云。
　　
　　南京解放后，武汉也即将“天亮”，胡秋原由老家湖北黄陂回到汉口，与其父胡康民商量出走一事。胡康民说：“日本人来了，我都不走，何况共产党总还是中国人。”1949年5月10日，“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派秘书来看胡秋原，说有专车送他到广州再转桂林，可胡秋原婉言谢绝。直到武汉于同年5月15日解放时，胡秋原仍未出走。只有当他看到解放军进驻他创办的黄陂前川中学，抓走了他的兄弟，而又有一位姓王的军管会干部邀他作一场“新民主主义”演讲时，他觉得这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开始，尤其是他的叔叔被镇压而要他到军管会登记时，他顿觉得凶多吉少，便于6月20日离开武汉。到长沙时，他还婉拒华中地区行政首长白崇禧请他作反共的广播演说的邀请，于1949年8月初来到香港，和早先在香港的黄震遐等一起担任国民党党报《香港时报》主笔。
　　
　　胡秋原在解放后之所以作短期滞留观望，是因为他过去与共产党有过良好的关系。1925年至1933年期间，胡秋原钟情马克思主义，对苏联颇有好感。抗战发生后，他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11月21日，他参加了由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支持这个改国号、易正朔、变国旗的行动，于二十四岁出任文化宣传处主任（并非文化部部长），负责起草了宣称中国革命是民族革命的“生产人民党”宣言纲领。1934年1月13日，“福建政府”停止办公，“闽变”由此宣告失败，胡氏逃到香港，被人告密为共产党，由香港政府逮捕后被驱逐出境。1934年底，胡秋原主张国共合作抗日。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邀胡秋原参加了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编辑、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的撰写工作。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草拟的《八一宣言》，也曾请他过目。他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事长达一年半，最后在王明、康生、潘汉年轮流赞美胡秋原“学问渊博，为人又好”的气氛下填写了加入中共申请表，却因他表上写了“我相信自由主义”等话而未能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胡秋原与共产党人也常有来往。由于胡秋原与共产党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周恩来对未随胡秋原去香港而暂留大陆的家属说：“胡秋原是个人才，我们希望他回来。我们会重用他。”
　　
　　胡秋原赴港后除卖文为生外，还开洗衣店、养猪、卖腐竹以补贴生活支出。1950年4月初，中共由董必武授意派人写信给胡秋原，除表示关切胡秋原的生活外，还说：“胡氏并非真正的国民党人，实在不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如果在共产党中有什么人对不起他，他尽管提出，中共当局可以代他解决，若是有何政治要求，也可以提出讨论。总而言之，只要他回去，一切都好商量。”胡秋原看了后回了一封信，云：“弟在国民党势力最盛时为国民党之敌。国难使弟归国，从未完全赞成国民党，但不辞为其百姓……”“弟对党派素无成见，并绝非任何宣传所能动于心。弟与国民党素无渊源，而今日共党人士，反多为老友。弟喜谈政治，但亦非必事政治之人。弟有自己之主张，但也为一极富妥协性之人。弟对国民党中贪污无能之辈素表厌恶。虽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对共党非绝无好感。”胡秋原这里说“与国民党素无渊源”，并不符合事实。他于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由叶楚伧介绍重入国民党，于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后因反对外蒙古独立，被“免本兼各职”。他于1946年回黄陂恢复前川中学担任校长时，参加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当选为首届“立法委员”。胡秋原之所以抹杀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系因他“自由人”身份尴尬处境造成的。但即使这样，从胡秋原这封信仍可看出，新政权固然是胡氏出走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立法委员”身份，因而他只好一个多月离开。到1950年4月末海南岛解放时，胡秋原觉得“在香港亦不可能安全”，便于同年5月初只身来到台湾。但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也绝非自由之地。胡秋原这位“自由人”，到了台湾后却遭到另一种形式的对他亲共历史的拷问和清算。
　　
　　痛斥文化汉奸在台借尸还魂
　　
　　胡秋原继大陆时期参加过文艺自由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可否发展资本主义论战外，又于1954年卷入台湾文化界关于能否实行简体字的论争。罗家伦首先发表《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胡秋原很快写了《论政府不可颁行简体字》。胡秋原在简体字标准化问题讨论之前，是赞成简体字的。但一旦罗家伦提出要推行简体字时，胡秋原又改变看法。他认为使用简体字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很大问题，如“行政机构必要的简体字，到了商业机构可能发生混淆”。他这一看法微观上有道理，但在宏观上不符合文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因而他的好友任卓宣（叶青）专门写了《论立法院不可通过文字制定程序化》批评他这一杞人忧天的看法。在这场论战中，胡秋原成了守旧派的代表。
　　
　　胡秋原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他于1957年以“立法委员”身份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从立场上来说，他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这充分体现在“文化汉奸得奖案”中。
　　
　　所谓“文化汉奸”，系指在抗战期间撰写《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宣扬对日投降论调，拿到征文“第二区”头等奖，获日本特务机关两万元奖金的梁容若。又是这个梁容若，到台湾后摇身一变为文学史专家，在1967年11月11日以《文学十家传》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五万元奖金。胡秋原认为，这位拿过敌人奖金的文化汉奸，没有资格获用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学术文化奖”。他在1963年创办并兼任主编的《中华杂志》第5卷第11期，发表了张义军的《中国文化与汉奸》一文，揭露当年这位“状元公”梁容若以谈文化为名向敌人献媚的丑恶嘴脸，并指出梁氏得奖的书是抄袭之作。胡秋原先生不仅刊登他人文章讨伐文化汉奸，而且亲自动手写了《论杜甫与韩愈》的长文，指出《文学十家传》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胡秋原说：“梁容若过去是用梁盛志的名字参加日寇的征文，因而瞒过了某些文学史奖评审者。后来我主办的杂志揭露了真相，有关方面自应认真检讨。如中山奖金会承认事属疏忽，也就算了。可那得奖者还‘大言炎炎’，说他的《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是‘高瞻远瞩’，其同党还要打人骂人乃至要封我办的杂志。梁容若本人还写信恐吓我，以不谈‘闽事’相要挟，还要我代为忠告批评过梁容若的徐复观‘自己站起来’。这种无礼和谩诈的态度，我不计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日本文化与支那文化》一文，我读后感到字字奸意，而他至今还无改奸意，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护，这就严重了。”鉴于胡秋原的态度强硬，梁容若在《台湾日报》发表了《给胡秋原先生的信》。胡秋原寸步不让，写了《附答梁容若先生》作出反驳。徐复观为了声援，亦在《中华杂志》上写《致胡秋原先生书并代答梁某的公开信》。先后参加这场论争的还有台湾著名作家和学者赵滋蕃、高阳、刘心皇、何南史等人。《征信新闻报》、《阳明》杂志、《警察之友》以及《中华杂志》还发表了社论批判梁容若。事后，现代文学史家刘心皇编了一厚册《文化汉奸得奖案》，由阳明杂志社出版。
　　
　　此外，胡秋原还对曾任汪伪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在台湾新出版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提出批判。在1975年9月的《中华杂志》发表《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的文章中，胡秋原严词批驳胡兰成歪曲历史事实、继续美化日本并为自己当年投敌行为进行掩饰的汉奸论调。他还批评余光中在《山河岁月话渔樵》中对胡兰成文笔的赞扬。这和胡秋原在抗战期间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救亡运动的经历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