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很喜欢阅读游记，特别是关于西域地区的游记。为了准备这次旅行，我在出发前就读了好几本。其中有的是第一次看的，而更多的则是看过重看的，既有出自外国探险家之手的，也有中国人写的。
古往今来，有各种各样的人到过此地。汉代的时候，将士们被迫与自己的爱人离别，身披威风凛凛的铠甲，在这条路上来来复往往。三国之后，求法僧沿着河西走廊，急急地赶路前往天竺（印度）。4世纪末，为到印度求取戒律，东晋高僧法显途经这里。众多高僧当中，最有名的当数三藏法师玄奘。据记载，玄奘于贞观元年（627）从长安出发，顺着河西走廊，“昼伏夜行”。
唐太宗时期，禁止人民私越国境。玄奘知道自己违反国家禁令，于是不敢在白天行动，只好在夜晚加快赶路步伐。亦或许他想避开酷热，在白天休息而在凉爽的夜晚前行。
失意的人也从这里经过。鸦片战争的中方主帅林则徐被反复无常的道光帝贬职流放到新疆，途中必定经过河西走廊。
清代和唐代一样，更习惯于使用州名而非郡名。武威即凉州，张掖为甘州，酒泉是肃州，敦煌乃沙州。顺便说一下，甘肃省这一行政区划以甘州和肃州各取一字而得名。
据林则徐日记的记载，他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在肃州即酒泉住了两个晚上。九月五日那天，他探访了该处“酒泉”的遗迹。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泉不甚甘。则所传者未必足信也。
当天相当于阳历的十月八日，正好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第四十天。考虑到当时的通信条件，林则徐大概尚未详细知悉自己曾作为主角的鸦片战争的结果。
进入20世纪，1907年（明治四十年）1月，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接到有关方面发出的前往新疆考察的密令，西行途中经过河西走廊。他看到拥有五千户人口的酒泉竟然连一间学校都没有，不由得感慨道：
犹觉文教之不振。
自此十二年以后，1919年中国政府交通部的测量队员林竞，将他考察西北地区时所记下的日记，整理成《西北丛编》一书。1919年是重要的年份，此时距清王朝灭亡已有八年，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林竞在《西北丛编》“三月十六日”项下，作了如下的记录：
肃州人口全县计九万余。十人之中，足有七人吸鸦片……大约七人之中，妇女居其三，男子居四……
全部人口中吸食鸦片的竟然占了七成！
十五年后的1934年，上海滩大报《申报》记者陈赓雅到西北采访，并在报纸上进行连载（《西北边疆视察记》）。这些系列文章也被译成日语，武田泰淳是译者之一。在文中的酒泉项下，作者记述了如下情况：
……女尽缠足（缠足之风，至少尚达百分之八十），犹可痛恨。
从酒泉火车站到地区招待所，吉普车大约走了二十分钟。一路上，我一直向窗外张望，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女子是缠足的。
现在距离《申报》的报道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二十六年。
老妇人中也许还有人缠足，不过至少走在街上的那些更年轻的女性身上，已不见缠足的陋习。吸食鸦片的恶癖，也早已不复存在。
不用多说，中国已完全解决了缠足和鸦片的问题。
在中国，稍具规模的城市以前都建有高高的外城墙。酒泉城的外围原来也有长4.5公里、高11米的城墙。据记载，城墙外面还围着壕沟，宽25米，深6米。
城墙自然原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而建造的，而到了现在则变成了无用之物。战争的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既是无用之物，本可弃之不管，但城墙却成了城市现代化的障碍。从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方面来看，不得不说城墙确实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建筑物。
中国解放后，许多城市积极拆除城墙。首都北京也不例外，正阳门（前门）的城墙拆除之后，只留下楼门作为纪念。
现在的酒泉也已经看不到城墙了，就像人一样，束缚在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手脚便得以自由伸展。透过吉普车的车窗，我看到了留作纪念的、类似楼门一样的建筑。
这座建筑物显得端庄优雅。按说城门大概都兼有威吓的效果，会建得格外威严肃穆。而我眼前所见的这座建筑，却没有丝毫的虚张声势，反倒让人感到有种母亲般的慈祥。也许我这么说是对酒泉失敬了。
我们正经过城门进入城里……
招待所就在附近。对于招待所的位置，我作出如此推测：如果在古代，一进入城门，很快就能来到这里。
在此次旅途中，我一直以为看到的是酒泉的城门。然而，在我回到日本之后，再次翻阅《甘肃通志》时，忽然看到书里有一页《肃州城图》，那是一张清代酒泉城的简略平面图。
我发现，原来鼓楼就在城中央！我当时看到的并不是城门，而是用于击鼓报时的鼓楼。
原来我的判断有误。四十年前陈赓雅在其报道中如此描述鼓楼：
城之中央，建四层高楼，垣梯腐朽，勉可登游……
鼓楼的四面应挂有四块匾额，分别写着：
东迎华岳
南望祁连
西达伊吾
北通朔漠
时近傍晚，我想着光线不足，便没有拍照，实在遗憾。
在酒泉（3）
敦煌之旅
（日）陈舜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