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写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的时候，傅斯年绝对是不会被遗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说，在1938年7月这个时间点上，他既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又是中研院的（代理）总干事，承担院务、所务之外，他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尝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职业“非官非学”，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证。
然而，即便与傅斯年生命旅途相关的领域如是广泛，他未曾顾此失彼，还是兼筹并蓄，“做此官，行此礼”，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拿捏好应该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军、公、教的待遇极差，领导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大师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被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即亲眼目睹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在家信里便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支自来水笔（fountain pen）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了“开门七件事”而苦恼，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细讨论“米贷金”的事该如何解决。只是，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枵腹从公，俭朴自持，绝不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所以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进退出处，却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道德风格的典范意义。
不过，傅斯年这般的自我规约，却不会“推己及人”，要求同侪同样遵守。相对的，他反而以个人丰富的政治/人际网络为同仁争取紧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将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按：蒋介石）”，表明他们“需实时之救急”的困窘。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与惭并”，不得不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对自己的出处做出决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之后，即拟领“专任研究员薪留桂”，暂不欲往史语所的常川驻地四川李庄一行，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如果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不能为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剀切言之，自己的办事原则是：
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面对傅斯年的要求，陈寅恪委婉以对，只说自己可能“迟早必须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后”。话虽如此，然而，他始终未曾踏入李庄一步。
坚持以“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为信念的陈寅恪，在战争困局下，“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终于奋力写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两部巨著，学术成就可观。然而，学术是一回事，规矩是另一回事，对比于傅斯年的行止，陈寅恪大概难被视为公务人员的模范。
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业绩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学术成绩的基础，并不只局限在学术范畴之中而已。身为学术社群的领导人，在“私”领域，傅斯年以身作则，无可挑剔；在“公”的范畴里，傅斯年于“人情”与“规例”之间，谨守分界大防，也无可诟病。显然，所长之所长，应该就是对“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当，与同仁相处相得。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里，史语所所长任内的一切，总会有诉说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长风范，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