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夜的繁华旧梦(二):东西

最早开始大规模消夜活动,在东四一带。

北京城曾有东富西贵之说,可见东城有商业传统。所以改革开放伊始,东四一带成了商业化的排头兵,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片服装摊儿,那叫一个火。餐饮业随之而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南北大菜的香气迎风飘扬。

所谓商业化,突出“竞争”二字,你杀我抢,明枪暗箭,不妨视作朝代更迭诸姓轮替的缩影。时至今日,每一寸地皮上发生过的故事,都够编三十集电视剧的。我呢,有资格在剧中跑个龙套,因为有四五年,在那一带街头吃到街尾。

健力宝大酒楼,系出名门,排场的去处。家人团聚、老同学重逢会挑这里。吃饭挑地儿,会暴露一个人的潜在心理。比如我这挑法,明显是回避型人格--好面子,有苦处深藏之,和亲人有距离感,旁观者心态,不投入。有时候端坐那儿吃着,听旁边包间吆五喝六一团火热,觉得整个酒楼是一场假假的大戏。

阿静粤菜当年太红了,红到一天半夜正欲打烊,有黑衣大汉蒙面进门,一把五四式手枪拍柜上,老板乖乖倒出保险柜里所有财物。传奇而已,不必较真,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东四,不至于。反正我不记这些惊天大事,只记些细枝末节,比如小楼梯又陡又窄,那么多次酒后下楼没变成残废,该念十万遍阿弥陀佛。还记得作家石康刚做完近视眼手术,在那儿摆席庆贺。石康戴眼镜时文气十足,做派却像土匪;摘了眼镜,看似土匪,反而成作家了。

东四那十几条胡同里,老北京最多。据他们说,走大街上听人口音,东四片儿的互相都能听得出来。北京城除了东四,只有天桥还有这待遇,不过天桥口音南城范儿,胡同串子味儿,跟东四的富贵腔不在一个层面上。

我看这纯属东四老住民们瞎编排,固然有过东富西贵说,可都哪年月的事了。再说,人家说的是整个东部地区,也没单把东四拎出来鹤立鸡群嘛。

话虽这么说,住东四的人还是自有一股牛逼劲儿。友人老方即如此,他住四条,起过一个日式笔名,叫东四四条郎,看出多恋东四了吧。牛逼的具体表现,好比大家叫他消夜,任何地方不去,除非十几口子就乎他一人,去四条北口的红煲乐。

红煲乐小到不能再小,门脸窄得像一扇正常的门又被菜刀削了一半。店堂狭长,像个筷笼子。饭菜也不好吃,常常叫一桌菜,走时基本原封未动--懒得动。只有一样食物可人心,就是疙瘩汤。到红煲乐消夜,只为喝酒,朋友齐刷刷地喝大酒,疙瘩汤加点醋,最解酒。

所谓红煲乐的消夜回忆,实际都是大酒回忆。

张三喝多了,听到角落一桌两个陌生人正谈哲学,拎着酒瓶子去,一屁股坐旁边,酒瓶往桌上一墩:来!不就是亚里斯多德么,和你们聊聊!李四喝多了,老婆电话打到红煲乐催回家,举着电话嗯啊哈,说不清一句完整话,恍惚间把电话线当了长寿面,往嘴里送。王二喝多了,兀然产生幻觉,觉得天赋一身奇异武功,要劈扎啤杯。杯子没碎,手筋被劈断,急叫救护车送医院。

回想起这些,我有特别不着调的联想:谈哲学那位像是纯文学;打电话那位像是俗文学;劈杯子这位,就像眼下正风行的奇幻小说--二十多年来文学的市场化进程,竟让我们在红煲乐早早演练了一遍。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前日翻书,学者甘阳有总结,说那会儿社会科学尚未成形,所以人文科学一直“leading the way”。还说“经济改革不是当时知识界的discourse,而且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没人谈这个经济改革,觉得是很boring的事情。”

如此高屋建瓴还华夷杂处的话,不敢评判对错。不过那时人们即使大酒,也酒得人文气息浓厚,而且健康积极,远不像今天的大酒这般颓废,倒是真的。

后来没多久,经济大潮来了,这伙人聚得越来越少,都去市场大海里弄潮了,没工夫,主要也是没闲心聚了。东四四条郎也搬走了,他住的大杂院,被一家房地产商看中买了。他搬走后不久,红煲乐拆了。再后来,北京城很多这样的小饭馆都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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