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作者们(一)

一直做编辑,书、报、刊都编过,主业是图书编辑。先后与几百名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往来,其中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我这里,都一样的身份--作者。

要写“我和我的作者们”,没一个想落下。可是,不算那些只读了书稿、外加通信联络、没见过面的,单是最后有书稿经我编发出书的,就几百名,真要逐个写下来,读者不耐烦不说,这篇文章也要写到猴年马月。还是有选择地写比较现实。选择的标准,既非作者名声大小,亦非与我私交深浅,只看故事有没有意思。

电脑里有个文档叫“历年所编书目”,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我编发每本书的资料,书名、作者、发稿时间,等等。当年做这记录,只是出于记事习惯,以备有案可查;时过境迁,二十年后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线索,始料未及。

罗安昌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先在一编室看自然来稿。正跃跃欲试要报第一本出书选题,突然出了问题。

副社长亚芳找我谈话,神情诡秘,难以启齿的样子。我年轻气盛,没大没小地直言:有话尽管直说。

直说出来的话是这样:遵照上级(作家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中国作家协会)相关指示,今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需下基层锻炼,为期一年。这是国家的大政策,别的单位应届毕业生都下乡了,我们照顾你,下乡算了,就地锻炼吧,去校对科。

年轻的特点,一是觉得自个儿了不起,傲得没边儿;二是顶瞧不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我那年二十一岁正年轻,所以亚芳话音未落,我这厢两大特点化作两股情绪同时迸发,心里一万个不服气,开口却是一百个不耐烦地干净利落脆:说吧,哪天搬桌子?

其实也是因为,就算我想挣巴,也挣巴不出个名堂,那是1989年夏天。那个特殊年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挣巴的权利。很多同学在那年秋天,背着行李去乡村锻炼了,比如武汉大学毕业的邱华栋,就被派到京郊某县某乡,协助乡干部管理计划生育大事。

虽然人在校对科上班,但因为是编辑下放锻炼,所以我仍需同时审读编辑部的部分自然来稿。很快,从自然来稿中刨出一粒金子。

江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叫罗永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爹爹坑》,写他家乡的一些人情世故。故事出奇地好,句子出奇地拙朴,有点像贾平凹,没太被污染却又有心的农民小天才。我连夜写了夸奖的审稿意见,第二天把稿子送给当时的编室主任。主任看完也颇多溢美之辞,嘱我跟踪这位作者。

之后几个月内,我和罗永昌往返书信二三十封。那时还没有网络,全是白纸黑字真正的信,没一句闲言碎语,全在谈小说。短则一两页,长则七八页。他接受了我不少建议,将小说彻底重新翻写。

一天傍晚,正要离开办公室,突然接到电话,居然是罗永昌,说来北京了,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

半小时后,我见到了这小哥们儿,差不多和我同龄,典型农民相,傻傻的憨憨的,衣着寒酸。紧张,外加赣南口音很重,几乎说不利落话。聊了半天才知道,这是他生平头一次走出江西,当然也是头一次来北京,更是第一次见编辑,《爹爹坑》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我对他说:你别紧张,那什么,我呢,也是头一次见作者。

后来小罗没考上中戏,又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同样落榜。依他的说法,来了北京才知道,即便他过了文化考试的关,面试时也肯定要被刷下来。我问为什么,他结巴吭哧半天,最后说:我和那些人太不一样了……我太土了。

《爹爹坑》终审没能过关,当时全社正在压缩选题,如小罗这样的新作者,是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我找终审据理力争,说小说写得如何棒,终审说,小说写的是不错,但确实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先放放吧。他还借机给我上了一课,说出版社这么多年下来,真正从自然来稿中挑出来最后出版的,只有一位作者的一部小说,也是河南一个农民。我当时听了这话,想起在学校,周边不少同学动不动就往出版社投稿,期待有朝一日突然被选中,真是瞎折腾。

这是我头一次以编辑身份与作者打交道,前后耗时半年多,结果出版未遂。后来我说服出版社,给小罗所在县的群众艺术馆写了推荐信,没过多久,小罗被调到县上工作,吃了皇粮。他很高兴,又写了好几页纸的信,谢了又谢。我心里有愧,没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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