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纳克?我想应该再谈谈人类运用网络这一无法控制的记忆所造成的处境。如何对待这种工具，这种多样性，这些矛盾而大量的信息？
卡里埃尔?网络提供了一种未加工的信息，毫无区别，也没有核实出处、加以分级。每个人不仅要核实这些信息，还要赋予这些信息意义，也就是整理，在言论的某个特定时刻安排他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书的书写往往从爱国主义倾向出发，从偶尔是短暂的影响出发，从在此处或彼处感受得到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出发。任何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不是无辜的。丹东本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们的伟人，到处可见丹东像和丹东街。后来他失宠了，被证明堕落了。阿尔贝·马蒂埃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力证罗伯斯庇尔是廉洁的。于是在某些共产主义郊区有了几条罗伯斯庇尔街，在蒙特伊—苏—布瓦甚至有了一个罗伯斯庇尔地铁站。明天又会是谁？又会有什么动静？我们一无所知。为了在这个喧嚣的知识海洋靠岸，我们需要某种观点，或至少某些方向标。
艾柯?我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文化一边实行过滤，一边告诉我们哪些必须保存哪些必须遗忘。在这一点上，文化提供给我们某种共同理解地带，也包括谬误在内。我们只有从托勒密的理论出发，才能理解伽利略的天体运动理论。我们要先赞同托勒密的步骤，才能进入伽利略的步骤，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我们的任何讨论只能建立在某一部百科全书的基础之上。我甚至可以向你们证明，拿破仑根本不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三个都已经知道他存在。这就是对话持续的保障。这种群居本能使对话、创造和自由成为可能。网络既提供一切，又正如你刚才所说，迫使我们实行过滤，不是通过文化的中介，而是通过我们各自的领头人。这样，我们从此冒着同时拥有六亿部百科全书的风险。这必然阻碍一切理解。
这有点儿科幻。总是有某些力量在促使人们信仰，也就是说，总是有被公认的权威，我们称之为国际科学团体，我们信赖它，因为它每天都能公开地审视、纠正自己的结论。正是基于对科学团体的这份信赖，我们深信不移，2的平方根是1.4142135623730950488016 8872420969807856967187537694807317667973799073（我记不住，要在手提电脑上核实）。换言之，一个普通人需要得到数据精确性的保证吗？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科学真理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有效，因为，我们如果不分享共同的数学概念，就不可能建立一座大厦。
然而，只需略加浏览网上信息，就能找到一些群体，他们置疑一般被认为众所周知的概念。比如，地球是中空的，人类生活在地球的表面；再比如，创世在六天里完成。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有可能遇到好几种不同的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全球化会促使人类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但结果恰恰相反：全球化造成人类共同经验的分裂。
卡里埃尔?说到这种多样状况，以及人人不惜代价地从中挤出一条路，我偶尔会想到印度神族，包括三千六百个主神和不计其数的次神。尽管分散，但还是有一些大神为全体印度人所信奉。为什么？在印度，存在着一种乌龟的视点。把一只乌龟放在地上，让四爪高出龟壳。人站到作为毗湿奴的化身之一的乌龟背上，从环绕四周的三千六百个神灵中选择特别对自己说话的神。人生的道路就这样开辟了。
在我看来，我们在网上可能开启的个人道路与此相似。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然而，全体印度人又参与同一信仰团体。我再回来讲过滤的问题。我们全都受着过滤的教育，这种过滤早在我们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说，这是一切文化的本质。不过，置疑这样的过滤并非想当然地被禁止，我们也不会放弃置疑。举个例子。在我看来，除了兰波和波德莱尔以外，最伟大的法兰西诗人均默默无闻。他们是十七世纪初那些猥亵而矫作风雅的巴洛克诗人们。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诗人曾对他们施加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的名字是让·德·拉塞佩德、让—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尔·德·马尔波夫。 我有时会背诵他们的诗，但这些诗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们在世时的版本，非常罕见，极其昂贵。这些诗几乎没有再版。我坚信他们属于最伟大的法兰西诗人之列，远远超过拉马丁、阿尔弗雷德·缪塞，尽管后两位的作品作为法语诗歌典范而畅销不衰。缪塞留下了十四部作品，有一天，我很高兴地得知阿尔弗雷德·雅里称之为十四次的无能。
我们的历史没有凝滞。没有什么比历史更活生生。我想把话题再扯远一点。在把埃德蒙·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改编成电影时，我和让—保尔·拉普诺想突出罗珊娜的形象，这个人物在原作中不太起眼。我自得其乐地重讲这个故事，称之为一个女人的故事。怎么搞的，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呀，一个女人找到了理想的男人，他英俊、聪明、高贵，只有一个缺点：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罗珊娜尤其欣赏当时的诗人。为了让女演员安娜·布罗歇熟悉角色，也就是一个初到巴黎的聪慧敏感的外省女子，我给了她这些被遗忘的诗人们的原版诗作。她非常喜欢，我们甚至还在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一起做了朗诵表演。因此，还是有可能让那些受到不公正评判的死者复活，即便只是短暂的时刻。
我说的是死者，真正意义的死者。我们还应记住，在这些诗人中，有的就在十七世纪被烧死在格列夫广场，因为他们是自由思想者、反叛者，往往还是同性恋者，并永远桀骜不逊。雅克·肖松是一个例子，之后还有克洛德·伯蒂。伯蒂写过一首十四行诗，纪念他的这位1661年因鸡奸罪和自由放纵罪而被烧死的朋友。刽子手给死刑犯人换上一件用硫磺浸透的衬衣，这样火焰就能迅速燃开，窒息犯人。克洛德·伯蒂的十四行诗是这么开篇的：“朋友们，他们烧死了可怜的肖松。”他描绘了可怕的酷刑，在最后影射燃烧的硫磺衬衣，这么写道：“他终于死了，正如他曾经活着，/ 这淘气鬼，一边还把屁股现给所有人看。”
克洛德·伯蒂两年后也被烧死。很少人知道这些事。那是高乃依和莫里哀享受巨大成功的年代，是修建凡尔赛宫的年代，是我们的“伟大的世纪”。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过滤：烧死一些人。所幸的是——感谢珍本收藏者——十九世纪末的珍本收藏家弗雷德里克·拉谢弗尔对这些诗人情有独钟，重版他们的作品。发行量很小。多亏了他，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些诗人的诗。
艾柯?你讲到被人遗忘的法国巴洛克诗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教学大纲里几乎看不见意大利巴洛克诗人，因为那被视为颓废时期。在我的那个年代，我们在大学而不是中学听革新派教授们的课，重新发现巴洛克艺术，我的小说《昨日之岛》就取材于那个时期，深受其影响。我们也着手重新审视中世纪，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我曾研究过中世纪美学。当时有两三位学者投身于这一崇高的研究，但知识分子阶层始终对中世纪持有反感态度，你得坚持不懈才行。不过，你们没有发现巴洛克时期而我们发现了巴洛克时期，也许还源于如下的事实：法国在建筑方面没有经历真正的巴洛克时期。十七世纪的法国已经是古典时代。同一时期在意大利，贝尼尼、波罗米尼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与诗歌正相呼应。法国没有这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圣·叙尔比斯教堂不算巴洛克艺术。我不想变得恶毒，像于斯曼那样说它是法国各大火车站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