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马周的奏疏所以不是“纸上空谈”，在于他针对时弊，指出了切实的问题。
马周指出当时国家形势并不稳定，百姓负担沉重，劝谏唐太宗吸取隋炀帝的教训，才能长治久安。他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马周指出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马周的这番话，不啻于向唐太宗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马周以历史为鉴，指出“夏、商、周、汉之有天下”，多者八百余年，少也四五百年，主要由于“积德累业，恩结于人”，而“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主要由于“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所以“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他直陈太宗“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所以应“隆禹、汤、文、武之道”，“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能“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马周对当时的吏治也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改革只重内官，忽视县令、刺史的选官的弊病。他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他批评当时选官，“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这样必然会使“百姓未安”。
马周的政见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也得到同僚的称许。唐太宗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则说：“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亡倦。”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把马周的奏疏视为“第一奇文”的原因吧！
马周出身比较低微，“少孤，家寠狭”，“落拓不为州里所敬”。后辗转到京师，借住中郎将常何家，由于替常何代拟了二十余条评论政治得失的意见而被唐太宗发现，从此成为备受信任的股肱之臣，为开创“贞观之治”贡献了重要力量。
毛泽东对马周的才德评价很高。《新唐书》作者欧阳修评论说：“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毛泽东却认为商王武丁时的相傅说和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吕望（即姜太公）比不了马周。他说：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①
马周饮酒有海量，青年时期曾“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他在48岁时便因病而死，毛泽东认为他所以不能长寿，是由于“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②，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英年早逝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毛式历史人才观
毛泽东在批注史籍和谈论历史时，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那么，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能引起毛泽东的瞩目呢？或者说，毛泽东对历史人物褒贬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一，不以出身地位论英雄
毛泽东曾多次把项羽和刘邦两人并提，并进行比较。在读《史记》时，毛泽东曾在《高祖本纪》中写了这样的批语：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