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乘自曼萨尼略港驶往科利马市的汽车，穿越墨西哥西部旅行。我上车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我径直向车厢尽头惟一的空位走去，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临座。汽车开动以后，因为热，他把车窗摇了下来，然后用胳膊碰碰我，示意不知道从车窗吹进来的风是否会妨碍到我。我告诉他，正相反，我觉得很舒服，他微微笑了笑，向窗外望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脸，告诉我他的名字：“拉法埃尔·扎沙里。”于是，我也自我介绍了一下：“达尼埃尔·西里图。”并向他伸出手去。男孩犹豫了一下，并没有握我的手，只是飞快地碰了一下我的指尖。除了互道姓名，我们俩一句话也没说。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这位旅伴有点不同寻常。为了后面不再赘述，我先简单描述一下他的相貌吧。
这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衣着整洁：蓝布长裤，白短袖运动衫，颜色有点旧了。又短又密的褐色头发像豪猪刺一样竖在脑袋上，棕色的圆脸线条倒还柔和。他长着印第安人的五官：精致的鼻子，宽宽的颧颊，细长的黑眼睛，没有眉毛和睫毛。我还注意到，他没有耳垂。
互道姓名的时候，他的表情令我惊讶。在他这个年纪的少年中，这种表情是不多见的。他神情严肃，同时又显得很开朗，一点儿也不憷人，大胆直率，甚至显得有点幼稚。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我们用眼神交流和奇怪地用手指触碰的一刹那间察觉的。后来，男孩再次把头转向车窗。于是，旅行就在我俩互不搭理的情形下开始了。
我的旅伴似乎对窗外的风景比车厢里的事情更感兴趣。他倚在窗上，被风沙吹得眯起眼睛，专注地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道和行人。我们的汽车一路上马达轰鸣，还不时地吹两声喇叭，马达声和喇叭声在高楼大厦间回荡。
过了特科曼市，汽车终于摆脱了飞扬的尘土和喧嚣的城市，驶进一个峡谷，先是沿着阿尔梅利亚河干涸的河床向上爬，随后又爬上了火山。
我坐在车尾，正好位于车轮上面。所以，哪怕汽车的一丁点儿颠簸，马路的一丁点儿裂缝，我都能感觉得到。转弯时，我必须抓住前座的把手，以免被弹到走道上或者重重地摔在右边的临座身上。可是，那男孩似乎并没有察觉。他继续望着窗外飞速闪过的无聊透顶的风景——现在，车窗几乎已经完全被他摇上，外面的一切都被窗户染成了绿色。
我很难想象，面对着这样单调乏味的风景，他究竟能够感受到什么。车厢里，乘客们一个个昏昏欲睡，仿佛在比赛谁能第一个睡着。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来自哈利斯科州或者米却肯州的当地农民，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从他们缀有绒球的草帽和上浆的短上衣一眼就能看出。除他们以外，车上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厌倦了城里的阳光和夜生活，从瓜达拉哈拉或墨西哥城到曼萨尼略和巴拉－德纳维达海滩度周末的大学生。
车厢里，空气闷热极了，再加上尘土和尾气，气味更加刺鼻。除此以外，还有人味儿，发酸的汗臭味，不过，这些还不是最让人难受的。
过了一小会儿，拉法埃尔对我讲话了。他给我看他的手表，蓝色金属表盘，亮晃晃的，就是小贩在市场周围兜售的那一种。表链也是金属的，金灿灿的。男孩用夹杂着一点日耳曼口音的西班牙语跟我交谈。“我在曼萨尼略买的，”他告诉我，“这是我的第一块手表。”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只好像应付小孩子那样傻傻地说：“哟，挺漂亮的嘛！是电子表还是机械表呀？”拉法埃尔有些得意地望着我说：“你知道，我去的那地方，根本没有电子玩意，这是机械的（他用的是西班牙语de cuerda）。”“买得对，”我说，“机械的好，我的也是机械的。”我从裤兜里掏出祖父的那块老式凸蒙怀表，那是他留给我的惟一记忆。“你瞧，旧得很，而且老是慢，可我喜欢。”
拉法埃尔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我的表。还给我的时候，他问：“‘Junghans’是什么意思？”“是它的牌子。这是德国表，战前造的。”拉法埃尔想了一会儿，又问：“怎么是德国的？你在德国住过？”然后又补上一句：“很漂亮，跟很多旧东西一样。”我说：“是我父亲，他战前在德国，宣战以后去了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