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是从残酷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强势人物，他对人性洞若观火。汉密尔顿相信，人类有利己的天性，这种天性很难改变，但明智的立法者可以审慎地使之改道，造福大众。
“绝大多数人，一方面有利己心，另一方面有同情心，设计一个制度的时候，你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一种空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
但是，“旋转门”计划在国会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另一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
“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背景大相径庭。托马斯的父亲非常富有，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大概四五岁，他继承了几百名奴隶和弗吉尼亚州的数千亩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戈登说。
1776年的初夏，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杰斐逊来到费城独立厅对面的一间小旅馆，几天后，宣言的第一稿，就在这里完成了。他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是英国的孩子，我们从英国那里继承了政治文化，就是有限制的政府权力，个人权力也就是个人自由，不能被干涉。”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戈登说。
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因为他担心国家的信用与命运会被华尔街的疯狂所操弄。而更让他警惕的，是在汉密尔顿的计划中的一个细节，就是各州将不必自己偿还债务，而由联邦政府统一承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权利和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
“杰斐逊觉得汉密尔顿的政策加强了太多国家政府的权力，杰斐逊更多的是想要一个小中央政府。”希勒说。
一直以来，美国的建国者小心地防范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美国”。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是信赖而是制约。为了控制好它，美国建国者甚至在战争结束后留下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就散了。大家跑回自己的家乡，继续种田过日子。所以，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挑战了以杰斐逊为首的一大批开国元勋们出发时的共识。反对者跳过了现实的困境，来直接声讨汉密尔顿的计划，是一个危险的“黄金圈套”。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搁置了“旋转门”计划，却形成了美国的两大党派。今天人们熟悉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诞生，就源于两个人的矛盾。而政府的权力是否应该进入市场的讨论，也由此发端，延续到了200多年后的今天。
2009年10月，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的年会在纽约召开，财政部长盖特纳的出现再次引发了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讨论。
“这是必要的‘战争’而不是选择的‘战争’，并且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一定会通过一项强有力的改革方案。就像我所说的，这是必要的、正义的。你如何能够看着美国人的眼睛说，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以后，美国仍然有10%的失业率，将来仍然不确定？我们还是沿用以前的站不住脚的体系和观点？”盖特纳在会议上说。
“政府在商业领域的尝试总是最糟糕的，所以我希望看到更为聪明的调控手段，但是我想目前美国人也许认为，是没有足够的监管。”前证监会主席哈维·皮特说。
华尔街渴望有更多的机会，但危机似乎总是让这条街道失去更多的自由。
“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做事了，我们要确定华尔街将把那些援助还给人民。所以我们要约束那些几乎推倒我们金融体系的肆意行为，我们要通过这些改革法案。”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演讲时说。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站在财政部大楼前的汉密尔顿，看着这个国家，松松垮垮到了随时都会散架的地步。联邦政府就像一个模拟主权的装饰品，毫无秩序和效率。
“汉密尔顿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要在真实世界里工作，杰斐逊认为世界应该这样运作，所以我们要让它这样运作，尽管有时候人性并不允许如此。”戈登说。
1787年，汉密尔顿作为主要的召集人之一，参加了制宪会议。这部《宪法》，使脆弱的联邦政府拥有了力量。
“如果人类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进行统治，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这句话出自一本叫《联邦党人文集》的书，它从人性的弱点出发，论证了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权力的边界。汉密尔顿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制宪会议召开的时候，托马斯·杰斐逊正在法国出任公使，他目睹了法国大革命，认为欧洲的革命和流血都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利益冲突造成的。他为自己的国家庆幸，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广袤的土地。他希望，这片足够丰饶的土地，能够安抚人性中不安的欲望，使美国人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是在追逐工业化的利益中，失去平静而优美的生活。
“杰斐逊展望一个都是年轻农场经营者的国家或世界，这些年轻的农场经营者拥有自己的农场并为之工作。”戈登说。
“汉密尔顿觉得如果美国在未来想成为一个强国就要变成制造国。”希勒说，“所以他更推崇为企业家、工厂提供资金的金融系统。”
纽约，不是杰斐逊喜欢的地方。他所希望的美国是一个由理性与美德来推动的国家，这种理想，为野心勃勃的华尔街埋下了一面坚固的道德围墙。
1790年初夏，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住在华尔街上。汉密尔顿还在游说国会通过他的“旋转门”计划。而杰斐逊要尽早把美国的政治中心带离这里。两个同样焦虑，同样需要妥协与支持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终于在1790年6月20日坐在了一起。那是一次决定美国未来的谈话，这次谈话在接下来的1个月中，见到了成果。很快汉密尔顿的“旋转门”计划在国会中得到了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