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在危机中遭受的打击最大。但是在1997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韩国的情况并不相似。印度尼西亚已经连续7年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也没有贸易逆差。石油价格较高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积累了较多的收入并减少了政府债务。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之后，印度尼西亚卢比曾经数次大幅度贬值，随后又多次小幅度贬值。20世纪90年代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卢比反而面临升值压力。印度尼西亚最脆弱的地方是国内的金融体系。1993年财政部长马尔埃·穆罕默德（Marie Muhammad）履新之后发现，印度尼西亚的7家国有银行中，有6家已经资不抵债。截至1996年4月，国有银行的坏账占印度尼西亚金融机构坏账的72%。随着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国有银行难以再维持较大的存贷利差，因为对存款的竞争导致了存款利率的提高。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利率太高，其国内企业借了大约550亿美元的外债。但是，总体来说，印度尼西亚的贷款增长并不像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那样疯狂。从1991年起，贷款的年增长率为20%，但是其年均名义GDP的增长率是17%，所以其贷款的增长仍然是比较健康的。
泰铢贬值之后，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就在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的两周之后，卢比的波动区间从8%扩大到12%，利率从8%提高到30%。1997年8月中旬，印度尼西亚宣布放弃爬行的钉住汇率制度，采取更为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9月，印度尼西亚宣布推迟370亿美元的公共基础实施建设项目，将外国人持股比例提高到49%，并降低了153类产品的关税。这些政策是如此激进，以至于索罗斯基金决定做多卢比！10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协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协议中要求印度尼西亚实行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16家有问题的银行被迫关闭，其中就有苏哈托总统的子女办的银行。这些银行的倒台引发了整个银行体系信心的丧失，央行不得不紧急向有问题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恰在此时，苏哈托因病消失在公共场合，这更传递出一个信号，即苏哈托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全局的控制。出于恐慌，大量的资金流出印度尼西亚，尤其是华人资本争先恐后地逃跑，使得卢比一路狂泻。1998年1月，印度尼西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一项新的贷款协议，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宏观政策，他们要求印度尼西亚对国有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废除对消费者的价格补贴，并进一步开放进出口贸易。但是，这些过于激进的改革引起了失业率的上升和社会的不满。在雅加达的大街上，华人成为绝望的失业者和暴徒的泄愤对象，结果有大约1 200人丧生，150名妇女被强奸，40座购物中心和4 000家商店被烧毁，数以千计的汽车和民房被纵火。印度尼西亚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苏哈托的独裁统治。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
菲律宾在1997年夏天也爆发了金融危机。1996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较为强劲，尽管1996年其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为43%，但这一比例从1993年起是逐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外工作的菲律宾工人汇回的侨汇补偿了贸易逆差。当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投资者也从菲律宾撤资，迫使菲律宾央行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保护菲律宾比索。菲律宾央行还提高了利率，但是这引起了人们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关注。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菲律宾也借了很多美元。比索的急剧贬值使得借美元外债过多的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菲律宾的股市也随之下跌了60%。但是总的说来，菲律宾受到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因为菲律宾银行在之前的10年内已经经历了3次金融危机，所以其贷款政策比较谨慎。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并不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当着火的时候，哪怕飘过来的只是一点点火星，也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