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坝知青去州委请愿的消息迅速传遍景洪农场，我听说这件事已经是几天以后了。我忘了是谁组织的，也许大家全是自发的，我们景洪农场知青决定罢工请愿，去州府讨个说法，让州府的领导看一看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请领导们给知青的命估个价，算算我们到底贱到什么程度。参加请愿之前班长写了条大横幅，准备游行时用，横幅上写着“草奸人命”，虽然字写错了，但是班长一片赤诚之心打动了我们，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菅”字怎么写。我并不认识这个徐玲先，但是对于她的死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想当时大多数知青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活命靠自己。如果不想做下一个徐玲先，那就是时候为了活命挺身战斗一把了。
我们准备了《罢工宣言》，每个知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密密麻麻足有上万人的签名。还有几个人拉出几条大横幅，上面写着：“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字的颜色锈红，大概是用血写的。我们拉起横幅出发，一路上没有人振臂高呼口号，大家只是低着头默默地走。我们不再是年轻高傲的红卫兵，我们只是一群孤魂野鬼，站在奈何桥边眺望回家的路。只有那几条刺眼的横幅说明着我们此行的目的：就算做鬼也要回家！
游行那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很适合举行大规模集会，按照孙子兵法上的说法，我们算是占据“天时”了。去景洪的路我们很熟，也知道州委大院在哪，这个算是“地利”了。那天去游行的拖家带口连老带少足有几千人，我都不知道我们景洪农场有这么多人，这个算是“人和”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师出有名，按说应该是胸有成竹。可是当时不只是我，大部分人心里都没底，因为不知道州委会怎么对付我们，要是像1974年那样再来一场“人民战争”，我们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州委的人刚对付完橄榄坝农场的请愿知青，听说又来了一拨，人数是橄榄坝知青的好几倍，所有人脑袋都大了好几圈。我们几千个人把大门一堵，只准进不准出，除非州委的人化装成苍蝇飞出去，否则一个别想出门。平常都是我们知青走到哪人人喊打，今天好歹做了把主人翁，心里的感觉还是很爽的。
这招很有效，州委很快就挺不住了，让我们派代表出来，说省、州委的领导要跟我们谈，谈就谈呗，还能谈死我们不成？我们就选了代表跟他们谈，选代表的时候我选赵跃进，赵跃进选我，我们俩各得一票，很遗憾地没能当上代表。当不上就当不上吧，反正我们俩也难登大雅之堂。
代表们进去跟领导们谈判去了，我们就在外面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代表们出来了，我心想谈得这么快？看来领导也是人，不是所有领导都一肚子狼心狗肺，还有个把有良心的。正准备上前道贺，哪知道代表们一个个脸色铁青，说州委领导根本当我们是个屁，上来就扣帽子，说什么“煽动知青闹事，破坏上山下乡”，没谈几句双方就谈崩了，我们只好退场以示抗议。
谈判没结果，又不能老在州委门口待着，人家在里面有吃有喝，我们在外面西北风都没得喝。想想不是办法，代表们就决定先回农场，继续罢工。
回到农场以后，知青们成立了个“罢工指挥部”，负责全面指挥罢工。我和赵跃进的人望太低，也没能进入罢工指挥部，只好继续做普通罢工知青。王连长听说我们要罢工，急得满嘴起泡，看上去就像嘴上被人踩了一脚。罢工第二天就带着韩连长急匆匆来找我们，想劝我们退出罢工，继续上山割胶，我们不去，王连长就急眼了，把我们全连的知青都叫出来集合到连部门口，跳着脚地骂：“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真是蠢得可以，罢工顶个鸡巴用，跟州委对着干，你们这不是找死吗？你们这么搞，本来能回城的现在也回不去了，我他妈的说你们什么好？”
我们班长说，王连长，我们没打算跟谁对着干，我们就是想回家，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哪一个有人样？我韩智敏1968年到这儿，现在都十年了，十年我只回过一次家，我妈死了两年我都不知道，我他妈的还算个……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王连长说我不是不让你们回家，我姓王的也有爹有妈，可是你们这么干，只能激怒领导，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自己的处境更不利。
我说王连长你拉倒吧，我们的处境怎么更不利？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更不利的余地吗？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农场知青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像畜生一样从早干到晚，挣的工分不到当地农民的四分之一。我喝玻璃汤喝了快五年，连赵跃进养的猪都比我们吃得好。就算我们是畜生，也不能把我们往死里糟蹋吧？就是当畜生我们也要回家当，你是不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
一个女知青走出队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王连长说：“王连长，你放了我们吧。”说着就给王连长下跪。
王连长一把拉起她，声音明显发颤：“行了，我明白你们啥意思了，我啥也不说了，就想劝你们一声，要是打起来了你们可千万别往前面冲，你们可千万别他妈的出事。”说完又转身对韩连长说：“他们的工分照常记，一个都不准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