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长躲到医院去装病，场长书记去找他让他做工作，他就躺在病床上做假死状，翻白眼吐白沫的，搞得大夫们要把他拉到急救室抢救。场长书记没办法，就逼着韩连长来找我们谈。韩连长更狠，直接搞了两斤巴豆吃下去了，天天在家拉得昏天黑地，大肠几欲脱体而出。隔二里地都能闻见他们家的味儿，蚊虫小咬莫能近也。场长书记找不到人，自己又不来跟我们谈，一是怕被扣为人质，二是觉得跟我们这帮闹事的浑蛋谈判有失堂堂农场领导的身份，只好躲在场部里天天等上级指示。
上级指示说来就来，指示中明确指出，边疆知青（包括农场知青）要在所在地就业，今后一律按照国营单位青年职工对待，不再享受国家政策的照顾。指示一传达，边疆知青举众哗然。这表明从此以后，我们连知青都不是了，我们变成“青年职工”了，我们将永远扎根边疆，直到死掉为止。或许等我们死了以后有人会把我们的尸首埋在我们亲手种的橡胶树下做肥料，权当最后贡献。
想到要变成橡胶树的肥料，着实令我们胆战心惊，现在的形势可谓骑虎难下，既无退路，只好放手一搏，且看是鱼死还是网破吧。罢工指挥部立即组织赴京请愿团，准备到中南海去伸冤。我和赵跃进很想参加如此伟大的壮举，就又到罢工指挥部毛遂自荐了一把，结果还是一人一票，惨遭淘汰。说句题外话，我这辈子只要是努力争取过的事，没一样干成过，简直倒霉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可是事实如此，实在叫人绝望。那时候我多想做一把风云人物，为了能让历史记住我的名字，甚至愿意献出生命，慷慨赴死。等到多年以后，人们提起云南知青大返城，脑海中就浮现出我高大威猛的形象、舍生取义的壮举，都将为我不胜欷歔。这些最终变成我的白日梦，事实上，我为罢工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此次罢工没有因为有我加入而最终导致失败。这真是让我备感欣慰，因为后来我参加过许多事，他妈的没有一件成功。
后来的事大概大家多少都有耳闻，请愿团使用暗度陈仓之计，北上到昆明，见了大领导，大领导使用釜底抽薪之计，派人偷了知青的路费，并布下天罗地网，把妄图混上火车的知青全部擒获。请愿团被逼入绝境，在昆明火车站以东卧轨示威，以示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同时在农场的知青扣押农场领导作为人质，以示支援。我们也准备扣押场部领导，可是没抓着人，这件事我一直怀疑是王连长通风报信，可始终没有证据。后来我问过他一次，可是他跟我装傻，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念在他救过我的命，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有人提议把王连长扣起来，结果这人差点被人扔进粪坑，可见王连长人缘是不错的。
后来中央终于同意接见请愿团，但以30人为限。这30人去了一趟北京，不但没达成任务，甚至还写了封道歉信，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云云。
道歉信的事传到西双版纳后，勐岗农场的知青不干了，也开始罢工，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请愿团狠批了一顿，说请愿团不能代表云南12万“支边”青年，知青坚决要求回城。听说中央调查团要来勐岗，勐岗知青组织了一个“绝食敢死队”，等中央调查团到勐岗的时候，敢死队已经绝食了三天，有人饿得都休克了。调查团跟知青开始对话的时候，几千人黑压压地跪倒在主席台下。有个北京知青冲上主席台，当场割了腕，血喷了调查团成员一身，调查团又惊又痛，好多人都掉了泪，一则是被这场面震撼住了，二则调查团这几天也确实看到了云南知青的生活，确实不是“惨不忍睹”这四个字能形容的。
调查团听了知青的要求后立即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来听说是已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发了话，国务院出台了有关知青“六条”政策，大意是说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城。消息传到云南，整个西双版纳欢声雷动，响彻云霄，知青们如潮水涌上街头，人人奔走相告：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啦！
多年后我再回忆起这件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割腕的知青，可以说此人这一刀彻底镇住了调查团，为我们的回城请愿大大地助推了一把，功不可没，是个英雄。不过我当时多少有点不服气，我想要是调查团来景洪农场，我们给他们玩抹脖子！那血要是喷将出来，肯定比割腕震撼。当然现在可没那个勇气了，现在我切菜把手指头切破点皮都紧张得不行，生怕自己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害破伤风死掉，我苟且偷生，锐气尽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