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本来随着案件判决而告一段落，但“天网恢恢”，其中一位被捕者后来熬不住，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被告们都曾受到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缄默。”这封信件惹起轩然大波，案件被翻出来重审。总统特别顾问John Dean，在抵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向司法部门自首力图自保，并供出尼克松曾与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谈话，表示如有必要，可以筹款100万美元去打发那些代罪羔羊。
本来两人私下谈话的内容属于“死无对证”，不料后来却爆出原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安装了录音系统(为方便他自己将来写作回忆录之用)，一直把他自己与所有人对话的内容都记录下来。最初尼克松坚拒交出录音带，令舆论强烈反弹，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高法院8位大法官最后一致裁决要他交出录音带。结果在其中一盒录音带中，尼克松竟然说出以下爆炸性的对白：“就让中央情报局力压联邦调查局，使这次调查不能继续”；“我才不在乎发生了些什么！总之我要求你们给我保密”；“不管是隐瞒事实，还是用上其他手段，只要能保住秘密，就那样去做”……事已至此，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可说是证据确凿，再没有人救得了他，全国遂一致要求弹劾尼克松。
如果尼克松一开始选择对真相不作隐瞒，壮士断臂，而非一错再错，泥足深陷，纵使政府会受到一定冲击，但肯定不至于会陷入如此万劫不复之地。
总结一句，历史告诉我们，从政者往往是被自己应付危机的拙劣手法而非危机本身所毁。问题是：太多人心存侥幸了。
美国另一位总统里根，处理伊朗军售丑闻时，无论手法和结果，恰巧都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伊朗军售丑闻是里根任内最大的危机。当时伊朗的恐怖分子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绑架了一群美国人质，美国努力营救未果。后来以色列的特工向美国中情局转达信息，说有伊朗温和派愿意协助营救，但为巩固他们在伊朗政权中的地位，希望美国能批准以色列售卖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给伊朗表达善意，证明这些温和派在西方拥有良好关系，以提高其声望。
当时美国及其盟友的既定政策，是不向恐怖分子提出的任何要求妥协，因为这样只会鼓励后者进一步绑架他们更多的国民，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然而当时里根的想法是，他不是直接向绑架者屈服，而是促成伊朗“和平演变”，令温和派上台；况且这是别国向伊朗售卖军火，不是美国自己直接牵涉在内。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John Poindexter和中情局主任卡西(William Casey)的大力支持下，里根亦表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