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必须记住，如今的医学和公众卫生水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那时甚至连抗生素也未曾被发明，再加上当时化学战、毒气战大行其道，令人们呼吸系统饱受摧残，都是蒙难者众的主要原因。
其实，除了1918年那一次之外，34年前，猪流感也曾经重临人间，我认为那次对今天的参考意义更大，毕竟时间及各种客观环境如公共卫生与今天更为接近。
有关当时美国福特总统处理猪流感的始末，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白宫过度反应，仓猝决定，不分男女老少，全国实行规模前所未有的人人防疫注射计划，而猪流感却始终并未有大规模爆发，结果防疫注射所引发的并发症和死亡，比起猪流感本身的杀伤更大。
当时一位新闻工作者Patrick Di Justo便写道：“政府一直惧怕猪流感所带来的公众恐慌，但如今他们真正惧怕的却是流感防疫注射所带来的公众恐慌。”(The government had long feared mass panic about swine flu—now they feared mass panic about the swine flu vaccinations.)
这里提醒我们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时防疫所造成的恐慌，比起疫情本身值得的担忧，可能更加骇人。在疫情中，应该要小心避免过度紧张和歇斯底里。危机中，领导固然要果断，第一时间反应，正如我以前提过的一样，但却也要小心反应过度，因为决策一经作出，便未必可以逆转。当中如何拿捏分寸，取得平衡，对政治领袖来说是一重大挑战。
究竟人们能够如何从这场1976年猪流感风波中，吸取到什么公共管治的教训呢？
福特政府处理猪流感，已经成为公共行政学里的一个经典案例，并曾经被人放进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Cases这本公共行政学的“天书”里。
后来，当事人，事发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负责人David Sencer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反省，题为“Reflections on the 1976 Swine Flu Vaccination Program”(1976年猪流感防疫注射计划的反思)，文章可在疾控中心以下网址找到：https://www.cdc.gov/ncidod/eid/vol12no01/05-1007.htm。
篇末虽然他都勉为其难，维护福特当年的决定，但只要读者细心阅读，不难发现文中他处处暗批福特，说他当时太过受传媒、舆论和政治考虑左右，而匆匆作出一个本来更应从医疗专业角度出发的公共卫生决策。他引述，在1976年秋天进行的一项医学界调查Delphi Exercise of Schoenbaum显示，大部分医疗专家都认为，计划最理想应集中在25岁以下年轻人中实行，因为他们在流感中最易受感染。Sencer甚至认为福特在最初高姿态处理疫情，例如大锣大鼓地召开会议、见记者；又或者总统自己高姿态接受防疫注射，有关照片流通全国等，都助长了舆论中的民粹主义，让政治侵入了本应是公共卫生的专业领域，是一个错误。
究竟在一个疫症危机中，政治与医学专业考虑，应该如何取得平衡？政府的反应应当恰如其分，多从医学专业角度出发；还是应该多响应民情，多考虑政治效果？政府在要提高公众对公共卫生的警惕之余，又如何不会让人们变得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
＜＜＜ 文中提到的那一本书是：Richard Stillman，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Cases，但也请大家小心，我手上有这本书的第4和第6版，却发现这个案例只被收录进第4版当中，换句话说，即是到后来已被抽走，有兴趣自行翻阅的读者不得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