惺惺相惜
辜鸿铭对主流社会与文化的叛逆，有众多的解释，当然这些解释也涉及到解释者自己的政治信仰、知识结构与性格特质的偏向。
同在北京大学执教、后来成为外交官的温源宁着重从性格心理上来解释辜鸿铭现象。他认为：“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 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温源宁进一步解释说，辜鸿铭留辫子只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心理需要，他以叛逆为乐，而心理上的叛逆左右了他的政治态度，是为叛逆而叛逆，在叛逆中肯定自我，并找到乐趣。温源宁评论道：“他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他决不是哲学家， 这就是说，他决不是思想在先生活在后的人。辜鸿铭喜好的是佳肴美味，他所以致力于思想，只是因为思想给生活添些光彩，添些体面。他自始至终是个俗人，不过有这么 个差别 一个有思想的俗人。他的孔子学说，他的君主主义，和他的辫子，无非是用来装饰一下消耗在纯粹娱乐上的生活。他的身形瘦削、枯槁，并不是思想的牵累所致，那牵累，乃是来自追求、才智、美感和凌驾他人之上的奢望。他留着辫子，有意卖弄，这就把他整个的为人标志出来了。他脾气拗，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他所以得意扬扬，就是因为与众不同。因为时兴剪辫子，他才留辫子。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辜鸿铭会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义也是这样。对于他，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心想特殊。共和主义大流行，所以，他恨它。他夸耀君主主义，跟一个花花公子夸耀自己的领带一样。真的，称他为才智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花花公子，决不是不合适的：正如一个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装一样，辜鸿铭也是煞费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别人判若鸿沟。”
罗家伦是辜鸿铭在英文门的弟子，在读时就是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后来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日后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等。据最近披露的史料，他曾经进言校方，历数辜鸿铭不应该站在讲台上的理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生，罗家伦的这一行为最后导致辜鸿铭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的讲台。在对辜鸿铭的攻击中，他特别提及辜鸿铭的保守的政治态度。作为学生，罗家伦更喜欢年轻的英文教授胡适。胡适1917年从美国归来任教北京大学，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理性的态度赢得了许多学生的崇拜，也包括罗家伦。不过中年之后，罗家伦对辜鸿铭的判断明显有变，对当初对辜鸿铭的冒犯伤害存有内疚之心，不仅未再炫耀驱赶辜鸿铭之事，而且讳莫如深。在所撰写《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他提到了辜鸿铭的文学天赋，并对辜鸿铭与众不同的性格作了推断与解析，他这样写道：“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
另外一个学者吴宓写有《悼辜鸿铭先生》，评价说：“约而言之，辜氏非精密之学者，乃有主义有感情之宣传家。其误处在所持之见解太狭，而知识甚多欠缺。”
袁振英对自己这个谜一样的老师有自己的解释。长在香港，对南洋风土人情有一定了解的袁振英，对辜鸿铭挚爱祖国文化的心境有深切的了解。他很欣赏辜鸿铭特立独行的与主流社会相叛逆的态度，甚至引为精神上的知己与同道。直到1949年以后，他回顾自己的生涯时还特地提到了已经被彻底丑化了的辜鸿铭。他写道：“我对于腐败社会，常常持着反抗态度。我在香港读书时，喜欢穿蓝布长衫，同学们都笑我是一个 侍仔 ！因为香港只有餐室的仆人才穿长衫。我因为在 北大 时，不懂国语只讲英文，所以改穿西装，听差们反以为我是教授。因为很少学生穿洋装。我们的辫子教授辜鸿铭在张之洞两湖总督署时是西装的，但在亡清塌台时，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便改穿长衫马褂！他也是反对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