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与文化
辜鸿铭热爱中国传统，并始终如一地向欧美人介绍中国文化。袁振英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恩师的思想倾向与行为特征：“一句话说，辜先生以为中国事事都是好的，外国事事都是坏的！”比如《三字经》是过去幼童的启蒙读物，辜鸿铭就把它夸得完美无缺，还用到英语教学的课堂上。袁振英后来写道：“ 人之初 也有英文本。他说 人之初 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 性本善 ，有关于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是数学， 日水火，木金土 是物理化学，什么 三纲五常 又是伦理学；什么 天地人，日月星 ，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有讲到君臣父子 全书都是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他也证实，“辜先生不但赞成小辫子，小足，并且赞成纳妾，主张一夫多妻制度，很像康长素主张拜跪 般，因为人类膝头有何用处?”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的爱到了没有选择的极致地步，也包括后来最为人诟病的忠于帝制。但辜鸿铭只效忠爱新觉罗皇族，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并无兴趣。袁振英与辜鸿铭师生两人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反对与消极态度倒是共同的。
1915年，新生的共和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它没有成熟长大，专制旧传统根深蒂固，而新事物已日趋凋零，共和政体时刻有夭折的危险。复辟的风声开始流传。这年元旦，《总统选举法》公布，规定大总统不仅可以终身连任，而且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前的1914年9月28日，轻易不出宫门的大总统袁世凯到北京孔庙主持祭孔。他看上去不知疲倦，跪拜从容。短短三个月后，袁世凯出现在北京天坛，他神情的庄重与专注，甚至超过了清朝皇帝祭天时的虔诚。紫禁城里前清遗老们开始惶恐不安，他们开始意识到，复辟的不是大清皇室，是袁大总统自己想变身皇帝。他们做好了主动让出紫禁城、迁往颐和园的心理准备。
袁世凯与袁振英同是袁氏家族的后人，而东莞正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这让许多攀龙附凤的人都出来拥戴袁世凯黄袍加身，以图分一杯羹。袁振英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袁世凯认是袁崇焕之弟崇煜后人，所以与叶恭绰世伯合编《北京岭南文物志》的张次溪的父亲篁溪便代表东莞人 劝进 了！”但袁振英对袁世凯背叛誓言、颠覆共和国政体的行为极为痛恨，图谋阻止。他便与几个同学向《顺天时报》投稿，反对袁世凯称帝。《顺天时报》是北京日本侨民机关报，袁振英深知不希望中国长久统一的日本政府也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因为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爆发便和当时在朝鲜主事的袁世凯有莫大的关系。只是因为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已经内调回国，他在朝鲜与日本人交恶的事情才不为人所知。当时，袁振英的同学曾对袁振英说：“你们姓袁的也反对袁氏，袁氏一党不成功了。”
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以了解日本人的态度。袁振英等人的文章刊载以后，袁世凯政府颇为惊讶，专门派人调查，但袁振英他们有惊无险。他后来回忆说，政府方面派人“由邮政查到北大来，但找不到我们”。可笑的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想做皇太子心切，便投其所好，伪造《顺天时报》，让袁世凯误认为日本人也支持他当皇帝。结果，袁世凯决定废止共和，过一回皇帝瘾。但由于蔡锷将军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日本等国也表示不支持帝制。众叛亲离之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觉得大势已去，只好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
吊诡的是，袁振英1912年就已经相信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激进。他虽然反感袁世凯复辟，但认为恢复王朝专制是可以理解的。可他的老师辜鸿铭是个拖着辫子的著名保皇派，一向尊崇帝王制度，却也对袁世凯称帝极为鄙夷，乃至不屑一顾。当初，他在大清帝国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府服务时，就疑及袁世凯的人品。他效忠的是爱新觉罗家族，而不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罗家伦后来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佐证：“辜先生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满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京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 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