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具体目标是要求西方国家将对非洲的外援增加到五百亿美金，删除非洲积欠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强国的外债，并且建立一套更公平的贸易制度。
二○○五年，波诺和比尔·盖茨夫妇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U2也获得国际特赦组织授予“良心大使奖”。
波诺和DATA的鲍比·施莱弗（Bobby Shriver）接着成立“红色产品”（Product Red）这个品牌，和各大企业如苹果计算机、GAP合作，推出红色产品来为艾滋、疟疾病人募款。
波诺成为当前地球上对贫穷问题、对非洲议题，讲话声音最大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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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你必须抓住时代精神，并且介入。”尤其，“如果摇滚乐不敢质问大的问题，那还是摇滚吗？”波诺说。
的确，三十多年来，U2与波诺始终在思考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环境、贫穷等，并且积极与NGO组织合作介入这些议题。
U2成员中持有这个信念的不是波诺一人。
“在爱尔兰，我们只谈宗教与政治。我也认为摇滚乐是不能和政治分开的。”U2鼓手拉里·马伦（Larry Mullen）如是说。
吉他手艾奇则说：“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总有摇滚乐试图关注政治和社会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做的只是延续我们从音乐中所学到的——从那些具有生命力并且与世界相关的音乐、那些具有政治和社会意识的音乐。”
U2在六○年代的音乐和反战与民权运动中认识到了爱与非暴力的哲学，以及摇滚乐必须与现实相关的理念，并且在七○年代的朋克运动和冲击乐队的吉他声和歌声中相信自己，相信音乐可以试图改变世界。
某个程度上，U2的政治影响力超越了他们这些前辈，达到音乐人从未企及的政治影响力。
冲击乐队主唱乔·史特拉莫曾反省说，可惜当时他们没有结合一个运动，不然可以改变更多具体政策。相对于此，波诺则深知组织群众发起运动的重要：“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有能力伤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向政客们说明他们砍掉的不是钱，是生命，是正在死去的母亲和孩子们。”
问题是，如今的波诺和其他抗议歌手如比利·布雷格的不同是，虽然他和草根组织合作，他却不是站在街头的斗士，而是更多和政治以及商业精英合作。他已经是一个达沃斯人。27
“一个摇滚客站在街头路障旁拿着汽油弹，当然比拿着皮箱的世界银行报告更性感。”这意味着他知道去研究问题、游说政客，比起革命者的姿态是更不讨好的，但他认为这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他也相信摇滚迷自六○年代后已经成长了：他们知道革命不是在转角；世界的改变必须是一点一滴的。
波诺说得没错，我们不能只是活在革命的浪漫想象中，而是要有更多基础和扎实的工作要做。但是这不代表这些工作只能是在权力的走道中和精英握手。28
毕竟他是一个摇滚乐手。
吊诡的是，当过去十年他的影响力变得无比巨大时，U2的音乐却不像第一个十年总是用音乐抒发政治关怀。他们大部分的音乐是与波诺的政治行动无关的。
二○○四年发表专辑《如何拆除原子弹》（How to Dismantle a Atomic Bomb）时，波诺说“原本这张专辑会很政治，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剧烈不安，你会以为有必要响应这些时代的问题。但是过去几年，我都在乐队工作之外、在不同场域的肥皂箱上发言，所以我不太想把U2当作我的肥皂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