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诺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是：“摇滚乐是好的沟通者。我们用PA、录像带、歌词和T-shirt去传播信息。我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我的工作是鼓励乐迷成为这个计划的草根运动者。‘大赦两千联盟’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在美国则比较少人知道。然而在九八、九九年时，我们已经来不及去推动一个广大的草根运动，所以只能直接去寻求和决策者沟通。”
于是，波诺开启了摇滚乐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为一个穿梭在权力走道中的游说者。波诺拜访了前后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教宗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历任财政部长到最保守强硬的共和党大佬赫尔姆斯（Jess Helms）。他还认真向知名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学习相关知识。
“大赦两千联盟”在二○○一年结束。但波诺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反而是花了更多精神去推动解决第三世界的贫穷问题。
此时，三分之一的穷国外债已经计划被勾销，美国、英国、法国都勾销了穷国欠他们的外债，但是穷国仍然积欠世界银行和IMF的外债。另一方面，运动人士也开始认为公平贸易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更重要，因为贸易比外援更能让非洲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同时，非洲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造成的死亡，因为有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民是艾滋病带原者，每天有六千五百人死于艾滋；估计到了二○一○年，全球将有四千万个艾滋孤儿。“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大屠杀。”波诺说。
对他来说，非洲的贫穷与死亡颠覆了西方人的许多传统观念：关于文明、关于平等、关于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让两千三百万人死于艾滋病。你不能享有全球化的利益，却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非洲人和英国人、美国人或者爱尔兰人是一样平等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坐视每年有几十万非洲人死于最愚蠢的理由：钱。”
所以波诺和原来“大赦两千联盟”的部分成员在二○○二年成立一个组织DATA，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债务（Debt）、贸易（Trade）、艾滋（AIDS）、非洲（Africa）。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愿意拨款给非洲国家时，也希望后者可以做到D、A、T，亦即民主（Democracy）、问责（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
这一年，波诺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标题是：“波诺可以拯救世界吗？”
二○○五年是对抗贫穷的关键年。联合国高峰会在这年评估“千禧年发展目标”报告，且由英国所领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8）将把优先议题放在帮助非洲发展上；该年十二月在香港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重点也是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因此，推动扶贫的民间团体把这一年称为“让贫穷成为历史”（Make Poverty History） 年；在美国，同样性质活动则称为“One”。他们要在这关键的一年全力推动西方国家致力于解决非洲贫穷问题。
针对当年夏天在苏格兰举办的G8高峰会，波诺和之前主办Live Aid的歌手鲍勃·戈尔多夫（Bob Geldof）决定再次号召英美知名歌手，在欧洲和美国等六大城市举办Live 8现场演唱会。这一年，正好是一九八五年Live Aid演唱会的二十周年。
这次活动并非重复二十年前的Live Aid演唱会，仅是以募款来解决非洲问题。Live 8演唱会是免费的，目的是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给八大工业国领袖施压以改变政策，并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如果Live Aid活动需要的是音乐人的悲悯之心，Live 8 则需要改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制度。他们说，这不是一种慈善，而是追求正义，是“朝向正义的长征”（The Long Walk to Justice）。
